【政情】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是外界解读中共政治一个比较常用的说法，用来指中共的政策、理论变化，往往早有伏笔。近年来在中共政治中具有重要指导地位的“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两个确立”，都有一个可以寻找和发掘的脉络。以此逻辑观之，一段时间以来，观察者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多次提及“历史自信”这一概念，如无意外， “四个自信”在未来不久很可能“增编扩容”，吸纳“历史自信”，扩展为“五个自信”。
习近平密集强调“历史自信”，或为铺垫“五个自信”
第一次是2021年11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这篇题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的讲话于2022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谈到学习总结党史意见时的第一点便是“坚定历史自信，自觉坚守理想信念”，他说“这次全会《决议》充分显示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信，向党内外、国内外展示了一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成熟”，“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
第二次是2021年12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这次民主生活会的主题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其中便包括“历史自信”。根据新华社发的官方通稿，注意到习近平在讲话中七次提到“历史自信”，他认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强调要“让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
第三次是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说，“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光是公开报道，习近平便已在三个重要场合提及“历史自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中共官方媒体已经开始比较多地报道和分析“历史自信”。这个过程与2014年习近平开始多次谈及“文化自信”有相似之处。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及“文化自信”后，中共官方媒体跟进报道，慢慢冠之以“习近平的‘第四个自信’”。2016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四个自信”，即在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增加“文化自信”。2017年中共十九大将“四个自信”写入党章，自此之后，“四个自信”成为全党都需遵守的精神指引。从这个脉络可以看出，今天习近平密集谈及“历史自信”以及中共官方的陆续报道，或可视为习近平和中共有意推出“五个自信”，进而更新和丰富中共全党的精神指引。
习近平的“历史自信”有历史支撑
习近平密集谈及“历史自信”，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从数千年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文明既是一个早熟文明，是地球上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又是少有的未曾中断的具有强劲生命力的文明，创造了大量影响深远、璀璨耀眼的文明成果，极大丰富了人类文明。关于这一点，但凡读过中国文明史，对中国历史有比较多了解的人，大多感同身受。尤其是在今天西方文明面临一系列挑战，人类被物质主义膨胀、消费主义泛滥、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新殖民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盛行、全球严重的政治经济不平等深深困扰之际，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文明成果更是具有现实意义和启发意义。
事实上，正是因为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认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而习近平作为一个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有着强烈认同的中共领导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中西意识形态博弈的时代，自然会强调有坚实支撑的“历史自信”。
当然，习近平的“历史自信”还来自于对中共百年历史成绩的高度认可。在《求是》发表的讲话《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中，习近平就已经从中共百年历史之于中华民族发展方向、中国人民命运、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人类现代化和文明新形态的贡献层面阐述了“历史自信”的来源。
事实的确如此。中华文明在近代落后于经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在鸦片战争后饱受屈辱，滑向谷底，整个国家都陷入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各股政治力量各党派先后登台，都无一能将中国救出黑暗。直到中共产生后，伴随着中共从一大时全国50余名党员到今天成为拥有95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的背后，是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实现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完成工业化，崛起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
《圣经》曾有摩西（Moses）带领以色列人历经九死一生艰难走出埃及到迦南地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过去一百年内，在带领中国人摆脱黑暗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中共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尽管百年历史过程中，中共犯过一系列错误，今天中国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今天的中国绝对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繁盛和发达的时代。正是这份百年成绩，构成了习近平所说的“历史自信”的坚实支撑。
将“历史自信”纳入“五个自信”有其内在逻辑
在中共话语体系里，过去几年所反复强调的“四个自信”，其实是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合法性、正当性。而今次习近平提出的“历史自信”，恰恰符合这一需要。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历史往往是当前的合法性来源。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社会发展定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探寻历史、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才能明白为何会走上当前这样的道路，选择当前这样的制度和理论体系。第二个层面是只有挖掘历史才能理解当前何以是当前，为何当前的政治秩序才能获得成功，什么才是人心向背。
就拿“四个自信”来说，只有探究历史，才能深刻认识到，为何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因为这是过去一百年，面对中国内忧外患、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悲惨处境，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几经探索，遭遇各种失败、挫折后所选择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案。“历史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载体和支撑，尤其是对于“文化自信”来说，最主要的呈现形式便是数千年以来的历史传承。以中共的合法性来源来说，中共常说自己是人民的选择，那怎么证明这一点？只有历史可以证明。所以，中共谈到人民的选择时往往加上历史的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昔日的中国和已经解体的苏联，是前车之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救亡图存尝试的失败，中国社会开始对过去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严重怀疑和否定，一度兴起全盘西化思潮，认为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专制政治不断轮回的历史和吃人的历史。
这在当时尽管是内外环境所致，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结果上来说的确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但难免矫枉过正，甚至与后来中国激进反传统，造成文化断层和文化主体性迷失有某种思想上的因果关联。正因这样，当时倡导对中国历史心怀温情和敬意的钱穆便极力反对这一点。他说：“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左）当年任由社会各种激进力量简单否认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严重冲击苏联体制的合法性。（AP ）
苏联的情况同样如此，自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简单化否定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以来，一直到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时期，苏联领导层经常陷入对过去历史的简单否定之中，导致苏共党内、大众层面乃至整个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思想混乱，进而严重冲击苏联体制、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的正当性，客观上加速苏联解体。
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中共一直以来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敏锐和警惕。这也是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以正面叙事和宣扬历史功绩为主的原因。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将百年党史称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尽管犯过一些严重错误，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反右、大跃进、文革和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新问题，但都只是发展过程中次要的插曲，大方向还是数代中共领导层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赴后继，持续接力。
所以说，习近平密集强调“历史自信”，既是对中共百年历史的自信和高度认同，又是为了建构一套数代人连绵不断、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合法性叙事。而这恰恰与“四个自信”的逻辑一脉相承、相互补充。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有很大可能在适当时候，将“四个自信”因应“历史自信”的提出扩充为“五个自信”，成为全党新的精神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