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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时报讯】4月底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评委们把大奖颁给了湖北作家方方的《软埋》，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土改中失去惨痛记忆的老妇人的故事，评委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她固然不是选取土改题材的唯一作家，但她却是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打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就在这部小说获得这项民间奖项的前一天，在方方的家乡武汉举办了一场针对小说的批判会,亲身经历土改的老革命、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及其后代参加了该会。武汉钢铁厂原组织部长殷学元发言说，方方污衊土改，意在颠覆共产党。座谈会上还挂著一个大横幅「《软埋》是一株大毒草」。
不久，中国一批“极左派”人物撰文对小说《软埋》以及作者方方进行政治批判，认为小说是为地主阶级翻案，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并认为当下中国文艺界需要认真贯彻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5月22日、23日、24日接连三天，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三位中共高官在红色文化网，分别发表文章《〈软埋〉是新形势下意识型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软埋〉是对土改的反攻倒算》、《<讲话>之后发表<软埋>是极不正常的》，对《软埋》进行政治批判。5月27日，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王诚也在察网发表批判，称「《软埋》其实就是一颗颜色革命的信号弹，通过伪造一个地主家庭被软埋的历史，来为刘文采、黄世仁们翻案。」
到了5月25日，方方微博称《软埋》停印。随后《软埋》在噹噹、京东等网上书店下架。不过，小说《软埋》却因极左人物的批判与方方的回应，成为热门读物，许多读者赶紧在书店或是淘宝购买还未下架的图书以示支持。《软埋》的Word文档或是PDF文件更是在读者中祕密传播。
就这部小说掀起的波澜之时，方方接受了纽约时报採访。採访用邮件进行，经过删减与编辑。采访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问：那麽，你怎麽看土改的历史?既然小说其实并没有正面写土改，你认为，小说《软埋》为什麽会触怒“极左”，引起他们的大批判?
答：我本来就没有对土改这一事件进行正面描述的想法。我只是想写在那样的背景下，一个人和一些人的命运。至于土改本身，我一向的看法是：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进行土地改革或许也是必然。实现耕者有其田，抑豪强，均贫富，大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但是怎麽改?是否需要这麽残酷?是否需要杀掉这麽多人?我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持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显然的。其实这部小说中人物命运是有些悲惨，但却是一部观点温和的小说，仅仅涉及到土改这个题材而已。
之所以引起“极左”围攻，我想有“极左”自身原因。因为任何派别一旦走向极端，就会随时寻找攻击目标，如果他们不攻击别人，便会自己相互攻击。只有在攻击他人的情况下，他们方可团结一致。当然，或许有人背后策动，比方我在评奖和评职称过程，对一些四处搞活动的人进行过批评，显然这些人对我也是相当仇恨的。利用极左的情绪，对我个人进行报复大有可能。不然，很难理解，三个退休高官(指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解放军上将赵可铭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原主任刘祖禹——编注)几乎在同时看了小说，并且同时期写出内容大体相同、文风大体接近的文章。而且这三个退休高官的共同点都是喜欢书画。有时候，一些事看起来很複杂，稍加搜索，追踪寻迹，一下子就能看到是怎麽回事。所以，引发这麽一个事件的导火线，很可能就是我得罪的某一个人，他寻找他的哥们帮忙，而极左的「网路新文革」也正好需要目标人物作为突破口，他们也要有他们的存在感，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话题，或许正好合他们的意。两下裡一拍即合。由此，所有“极左”的骨干人物几乎全体上阵，没有写文章的，也通过转发表态，声势真是非常的浩大。用词之激烈、之凶狠，也非常让人惊讶。从普通的底层百姓，到北京高官，都来批判这一部小说——一部观点如此温和的小说，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它不可能不成为事件。
实际上，他们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不是在谈作品，而是针对作家。以他们列出来的罪状，放在过去，都是杀头罪，放到现在，也让官员们高度胆寒。他们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一波一波地示意官府：这个人的小说是在反对你们，你们应该严惩她。他们也吃定了官方心理。为了维稳，官方一定会听从他们摆布。
问：赵可铭〝仍然认为文学是阶级斗争或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论调的出现，很容易让人想起文革。你认为为什麽如今还会出现这样的批判和论调?
答：我们在大学时，曾经联合湖北省的文学期刊《长江文艺》杂志社做过一次专题讨论，即：文学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我们大部分同学都坚决否定「工具论」这一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认为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根本不用再讨论。文学当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虽然它时而可以作为工具。但它的本质不是用来当任何工具的。所以，再次看到具有文革风格的文章，我还是吃了一惊，真的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上海华东师大钱穀融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深深地影响到我。他说：「文学是人学」。我极认同这个观念。你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必须是政治家或革命家，要求他们的写作是为政治或为革命;也不能要求作家的写作必须按规定去写，或者按上级要求去写。如果历史上过往作家都是这麽写作的，我们今天哪裡还有那麽多的文学经典可以一读?文学更多的是一种个人表达，无数个人的表达，彙集起来，才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问：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指导思想。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作为作家，你怎麽看待这两个座谈会所造成的影响?
方方：第一个会议中的「延座讲话」，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文革中都学习过。毫无疑问，这个讲话对中国的文学有著极大的影响。第二个会议，我没有参加。毕竟我在国内也不是个积极分子。我虽然在湖北作协当主席，但在中国作协仍是边缘人物。何况我一向也不喜欢开会。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大概也是我们双方的乐见之事。说起来，无论第一次或第二次座谈会，都显示著高层领导对文学的喜爱和看重。他们的观点，自是对中国文学的走向影响巨大。这个影响不能用简单的文字陈述会出现在哪些方面等等，也无法用很精准(的)词彙来作一个判断。或许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吧。但需要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无论有多少领导的重要讲话，他们仍然会按自己的内心需求去完成每一部作品。
(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