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时报讯】前华为海外经理Jack Wang在与河南的家人多年分离后，于2019年决定辞职。他制定了在中国开展在线业务的宏伟计划，将蜂蜜和芝麻等当地农产品销售给愿意为质量更好的商品多花点钱的城市消费者。
一年后，在烧光了30万元(合44,000美元)之后，王说他在估算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力时犯了一个错误。
“我高估了国内需求，”他哀叹道。“事实上，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普通人的消费能力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那么高。”
为了省钱，他把自己的办公室从省会郑州的一座豪华高楼搬到了县城的一幢土里土气的大楼里，年租金只有1万元人民币(合1500美元)。
王甚至尝试涉足其他产品。一位朋友把他介绍给了南方工业城市东莞的一家出口企业，这家企业的仓库里有大量的袜子，但由于出口订单已经枯竭，这些袜子都卖不出去了，但王发现卖袜子也一样困难。
“它根本不起作用。出口的袜子质量很好，但制造商每双至少要5到10元。当地人通常会花10元买4到5双。超出这个价格范围的袜子很少有人会买。”
这些不成功的商业冒险反过来迫使王削减自己的自由支配开支。王说，他的朋友和亲戚中几乎没有人会扩大开支，因为疫情导致收入减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财政前景黯淡。
王的故事反映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更大问题——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导致消费支出疲软。此外，消费者购买力的缺乏也与希望提振消费的计划有所矛盾。中国政府计划创建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以降低中国对出口的依赖。
今年5月，中国宣布，新的“双循环”计划将是中国在日益不稳定和敌对的世界中生存和繁荣的战略途径，该计划将更多地关注国内市场。
这种策略是否会成功，对研究人员来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本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24年，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4000美元，中国市场将比美国更大，到2025年至少有5.6亿消费者“中等收入”。
但也有人怀疑，如果不对增长模式和财富分配体系进行痛苦的改革，中国能否真正将其增长引擎从国家主导的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支出。
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观察者上月末表示,新战略只是一个旧平衡经济转向消费计划，但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家庭，这一过程不会轻易完成。
对于许多中国消费者来说，他们的购买力正在减弱。
在南方城市广州经营一家金饰店的徐发(音译)说，今年该连锁店在全国各地的消费大幅下降。”第二季需求从第一季的低位回升，特别是对黄金的需求，得益于金价的上涨，” 徐说。“但钻石等非黄金产品的销售一直很惨淡。”
徐表示，他的公司选择了大幅降价，以减少库存，产生充足的现金流。去年标价9000元的物品现在卖到了5000元左右。而且我们并不孤单，你可以看到全国各大购物中心的(各类零售商)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徐发现，由于城市消费者勒紧了裤腰带，销售奢侈品很有挑战性，而在江西农村生产腐乳的罗朝柳(音译)也对自己生意的前景感到担忧。
罗说，去年前8个月，他卖出了16万罐豆腐，每罐售价12元，而今年同期只卖出了10万罐。他的产品为中餐提供了一种廉价的调味方式。
“今年，全国至少有4000家工厂开始生产腐乳和辣椒酱，竞争非常激烈，”罗说。
对内陆省份的销售今年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这表明相对贫穷的中国消费者正在拼命削减生活开支。他说:“如果你去农村的粮油商店，你会发现除了大米和食用油之外，所有商品的销售都在下降。”这些都是生活必需品。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商品零售额同比下降约10%。商品零售额经常被用来衡量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总体支出。但消费者支出的实际降幅可能更大，因为零售销售数据包括政府在商店和餐馆的支出。
在中国消费支出疲软的表象之下，表现出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李克强总理在上个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14亿居民中有6亿人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146美元)。
去年，世界最大玻璃制造商之一的董事长、企业家曹德旺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他在《美国工厂》纪录片中表示，9亿到10亿中国人“没有任何消费能力”，并因此一举成名。这段视频在中国网上广为流传。
如果中国的国内需求不足，该国将不得不依靠国外需求来维持其工厂的运转。北京一家研究供给侧改革的私营智库的负责人最近被官方的《证券时报》引用说，中国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市场来维持其庞大的制造设备。
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中国每年生产100亿顶帽子，100亿双鞋子，300亿件衣服，2亿台平板电脑和便携式电脑。不可能全部在国内市场销售。
在河南，苦苦挣扎的企业家王亲眼看到了北京的愿景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他问道:“我们真的能依靠国内消费消化中国巨大产能的大部分(产出)吗?”“说实话，我很困惑。”
[ 华尔街文摘译 – 原文 SCMP — 2020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