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时报讯】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的重大災難傷痕至今猶在，10年過去，日本政府有否從中汲取教訓？多名日本政治專家接受本報電郵訪問時指出，3．11大地震對日本防災能力發出強烈警號，日本政府歷年來雖然在防災基建等硬件上有所改進，惟官僚僵化的問題仍然存在，去年蔓延至日本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尤其突顯當局危機管理的弱點，未來應付災難的能力仍成疑問。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地區以東的太平洋海域生黎克特制9級地震，觸發逾10米高海嘯，撲向宮城、岩手、福島等日本東北沿岸地區，淹沒逾500平方公里土地，造成約2萬人死亡或失蹤。海嘯亦令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反應堆冷卻系統失效，導致爐芯熔毁等核事故。內閣府估計，這場混合地震、海嘯與核事故的嚴重災難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6.9萬億日圓（約1.2萬億港元）。
時任首相菅直人設立日本史上首個「緊急災害對策本部」指揮應變，惟屢被質疑指揮混亂，對福島核事故情况掌握不足，應變遲緩致災情擴大，官僚僵化亦妨礙救災。位處核事故災區附近的福島縣南相馬市長櫻井勝延甚至曾在網上發布影片，控訴中央政府對災區不聞不問，呼籲國際援助。
學者痛批「日本製造」人禍
日本政策研究大學名譽教授黑川清曾擔任福島核事故獨立調查小組主席，小組於2013年發表報告，痛批3．11大地震引發的核事故是「日本製造」的人為災難，與日本社會迷信權威，國會缺乏領導能力，官僚監管不力，且無力應付未曾預視過的危機有關。他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經過歷年天災，日本政府已就防災作出「許多改進」。災後當局修訂《耐震改修促進法》，加強建築物耐震規定，又在東北沿海斥資萬億日圓建造減緩海嘯的高牆與防波堤，並不時就強震作演習。不過黑川說，每次災難發生的情况各不相同，日本的防災能力惟有在真實情况下才能驗證。
部門「穀倉效應」各自為政
不少評論將日本政府應對3．11大地震的手法，與應對新冠疫情作對比。迄今日本累計感染個案超過43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指為免損及經濟而拖延實施緊急狀態令，錯失抗疫時間，現首相菅義偉則因拒果斷中止推動旅遊計劃Go To Japan被指令疫情擴散，地方政府紛紛自力救亡，而民眾對各級衛生部門處理疫情方式不一感無所適從。日本天普大學亞洲研究主任金斯頓教授（Jeffery Kingston）向本報稱，3．11大地震的重大警號雖促使日本政府大幅提升防災基建及災難應變的工具，不過各自為政的政府部門之間缺乏橫向的情報交流與協調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在這10年來仍然存在，在新冠疫情中便妨礙有效應變。
上智大學國際教養學部長中野晃一教授則向本報稱，現今日本政府應付疫情表現甚至比10年前大地震時更糟糕。他指出，當年的政治領袖曾以強烈意志嘗試克服官僚主義障礙，亦聯合在野政治力量嘗試控制事態，「但如今政客似乎沒有努力嘗試迫使官僚更好地回應疫情，尤其缺乏向國民傳達災難風險及應變措施的能力」。
防災演習按「劇本」行動
黑川直言，日本政府未來10年在防災方面「仍有許多工作要完成」，例如應繼續研究應變災難的行動優次，思考如何主動減輕防災負擔及降低災情，以減輕與潛在災難抗衡帶來的財政重擔。他亦批評日本的防災演習往往是「為演習而演習」，按事先寫好的「劇本」行動，以達到成功的結果，「這種惡劣的傳統必須改變」。
（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