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帝国：英帝国的世界想像及其崩塌

  　原导言：

　　2018年7月16日，由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Exeter)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正式开始授课。上午，英国艾希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老师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403教室为学员讲授「传播帝国：英帝国的世界想像及其崩塌」。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师资博士后刘天骄担任课程助教。

　　主讲|殷之光

　　整理|庄馥菁

　　校对|刘天骄

　　Snake Charmer, 1889

　　一、何为帝国：作为历史叙事的帝国

　　「帝国」 (empire)，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观、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性叙事(narrative)，
「世界想像」(worldview)可以理解为一种可以被传播的叙事。围绕这两个关键字，我们有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在这样一种作为叙事的「帝国」与「世界想像」的逻辑之下理解帝国史?如何在全球背景之下阐释帝国史?理解帝国对于理解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帮助?

　　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讲述了一个「皇后大道从东到西人潮汹涌，人们皆为买楼而愁苦」的故事，这首歌反映了普通人在帝国崩塌之前的感受与体验——而这正是此次课程最重要的主题。

　　帝国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看，分别是作为「制度」的帝国和作为「历史叙事」的帝国。作为「制度」的帝国通常讨论帝国的组成、机制与精英。以精英为例，1923年大英帝国设立了「公关推销委员会」，委员会由帝国的将军、法官、学者、商人、教士组成，这群精英扮演着「祭司」(priest)的角色，讲述并传播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祭司」在叙述帝国与世界时，有两条思想史的脉络：「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脉络与「历史叙事」的脉络。其中，「历史叙事」脉络的叙事成果是一种「精神」：假设思想者是独立的、理性的、自成一体的、不受限制的，那么人们对世界的审视与讨论，只需要根据思想者聪慧的脑子里所构建出来的对帝国、对世界的理解便可以了。而这群「聪慧的头脑」所构建出来的帝国秩序是一个以帝国精英为主体的秩序。形成于冷战之后的「全球治理」理论(Global
Governance)其实就是这一种秩序的体现，其背后潜藏着一套形式主义(formalism)的治理逻辑。这种精巧的设计与管理模式向来是学界研究的核心。

　　但这节课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历史叙事」的帝国。一切帝国叙事不仅包括「祭司」群体对帝国历史本身的写作，还包括帝国制度实践，从而可以将帝国「历史化」，对帝国史的形成脉络进行梳理与探究。

　　在研究作为一种「叙事」的帝国史的时候，必须处理「神圣性」(sacredness)的问题。帝国史的文本与叙事所回应的核心问题，是「神圣性」在帝国实践过程当中如何被传递，以及传递「神圣性」的意义。「神圣性」是一个整体性的、关于国家的或者关于秩序的重大问题，如果要「自下而上」地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帝国，就需要思考帝国的神圣宏大叙事是怎样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体现的。而在处理「神圣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transcendency的概念：在处于同时代的群体当中，这种transcendency创建了一种社会关系，个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这种transcendency还包括跨时代的、对过去以及对未来的追述。它对于帝国史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史叙事只有在帝国鼎盛时期才成为可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帝国史形成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英国处于鼎盛的维多利亚时期(Victorian
Era)，开始形成全球网路以及地缘政治叙事。帝国史正是在此时开始作为一个成体系的学科进入到重要的大学之中。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莱(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于1881年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开设系列讲座，随后结集成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被史学界界定为「帝国史的开端」。西莱提出的核心问题是「英格兰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中心」，其实还隐含了一种「历史终结」的解释。他将英帝国史研究看做是对世界未来做出的「启示」，呈现了线性的人类发展史观。在线性的发展模式之中，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梳理之前积累下来的理性经验，并为人类的未来指点方向。这里的帝国史解释的不仅是英国，而且包括整个世界，体现了典型的科学观与文明论。必须注意到的是，帝国史的叙述是一个「追溯」的过程。

　　《蛋头先生》(Humpty
Dumpty)是一首经典的英国儿歌。它讲的是蛋头先生从墙上摔下并摔碎的故事，其中有一句重要的歌词「哪怕所有的国王的骑士和马匹都调动起来，也无法将摔碎一地的蛋头先生拼接起来」(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couldn’t put Humpty together
again)。1981年剑桥大学讲席教授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 1925
—)曾发表「蛋头先生能否被拼到一块去」的演讲。这次演讲的背景是，伴随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Malvinas
War)的爆发，英帝国已然崩塌。当帝国面临衰落，帝国不再是「历史的终结」，帝国史应当何去何从?菲尔德豪斯引用了这首英国这首家喻户晓的儿歌，引出了这一代帝国史研究者们的深刻忧思。

　　剑桥大学讲座教授大卫・菲尔德豪斯(David Fieldhouse, 1925 —)

　　由于帝国已经衰落，帝国史研究也不得不开始重新寻找其意义。菲尔德豪斯认为，他这个时代帝国史的任务是对历史「仲介物」(intermediate)的讨论。「仲介物」蕴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地缘层面的。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帝国通常是具有「边疆」(frontier)的，但「边疆」永远出现在帝国衰退之时，而作为「历史的终结」的帝国没有「边疆」;第二层含义是历史观层面的，即当帝国不再作为「历史的终结」，它便成为人类历史长河当中的一环。围绕帝国史的「神圣性」，菲尔德豪斯表达了两个核心字眼：除了上文提及的「仲介物」，另外一个字眼是「忠诚」(loyalty)。「忠诚」回应了「当作为政治实体的帝国不再存在，帝国史研究者的『忠诚』何处安放」的问题。

　　第三位需要了解的帝国史学者是剑桥大学讲席教授克里斯多夫・艾伦・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 —
2015)，贝利的研究领域为印度史。一位印度史学者成为帝国史的讲席教授，标志着帝国史研究的重要转向：帝国史开始变成「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历史，从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叙事转移到民族的、国家的范畴。帝国史的这种「民族」转向与兰克(Ranke)学派的「民族史学」是不一样的。兰克学派的「民族史学」实质上是帝国的历史。虽然贝利的帝国史研究将视野落到了民族的、国家的范畴，但是他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都是全球性的，类似于当今使用全球性的材料与方法研究具体问题的全球史。全球史的研究方法同帝国史类似，但其问题意识已经同帝国史「分道扬镳」。换句话讲，帝国史发展到今天拆解了帝国史自身。

　　帝国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推动「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出现，安朵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
1961— )是典型的「新帝国史」研究者。伯顿从个体角度出发展开研究，研究性别等具体问题，其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帝国史研究从整体叙事朝向碎片叙事的转变。

　　克里斯多夫・艾伦・贝利(Christopher Alan Bayly, 1945 — 2015)

　　安朵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 1961— )

　　二、作为世界观的帝国

　　一套完整的帝国知识体系对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俄国地理学会的发展使英国在大博弈局势下感到危机，因此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仿照俄国成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工作不仅包括地理考察，而且包括人文考察与政治考察，通过收集大量具体知识，将知识服务于帝国的发展。由此可见，帝国在知识层面上具有普遍性。

　　为了进一步解释帝国的普遍性，还需要对自十九世纪至今基本国际秩序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一般国际关系史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逻辑描述国际秩序的发展脉络。从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到巴黎和会(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再到三藩市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与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一群精英致力于构建国际秩序框架、制造「世界和平」的假像。这种对世界秩序的叙述，反映了一种几乎与电影《复仇者联盟》一样的世界观。在《复仇者联盟》所叙述的世界秩序当中，国家不被信任，被信任的是一群「道德不知从何而来」的个体精英。在这种世界秩序之下，永远存在着更大的霸权，世界和平不可能实现。

　　接著，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範疇探究現有帝國研究、國際主義與國際秩序研究的物件如何體現霸權秩序的變化。相關主題的研究物件包括全球治理、思想史、帝國史、國際運動史四個部分，但這一條脈絡事實上沒有回應一個古典的問題，即「如何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古典的」，可以從中世紀赫里福德地圖(Hereford
Meppa
Mundi)來看。地圖中的英倫三島得到了詳細描述，越往南部地理景觀越發怪異，同時地圖最上端繪有上帝。赫里福德地圖發揮教育的功能，説明普通人認識世界。這種通過圖像等多種媒介手段，建立起普通人與世界關聯的敘事在人類歷史進程中隨處可見。1938年美國的《生活》雜誌上，刊登了一組來自中國共產黨解放區的新聞照片。裡面不但為我們展現了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領袖，也將為我們帶來了解放區日常生活的圖像。我們發現，在解放區街道的牆上，貼著支援西班牙內戰的海報。在這張海報邊上，就是防止結核病的宣傳畫。雖然解放區距離西班牙很遙遠，但這種行為有助於使普通人認識世界以及自身與世界的聯繫，進而發揮革命教育的作用。「神聖性」是國家建立的基礎，國家通過構建「神聖性」增強自身的凝聚力。

　　进一步的，我们可以从「祭司」群体的角度讨论帝国政治的过程。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世界帝国」(de
Monarchia)、霍布森(John A.Hobson, 1858—1940)的「共时之同情」(simultaneous
sympathy)、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ale)共同回应了「如何塑造共同体」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这已经超越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范式的「合法性」(legitimacy)的讨论范畴，这种叙事模式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帝国主义战争的战争法逻辑。我们不能在简单的制度性的法律基础上去理解国际秩序，而是要尝试理解政治共同体构成的非制度性基础。当人们超越了「合法性」叙事的时候，会发现整个帝国秩序的理性叙述都是一种对帝国历史的「倒叙」(retrospective)。并且，通过这种「倒叙」，也强调了帝国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很多时候也成为了传达帝国长治久安的神圣性基础。

　　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eppa Mundi)

　　除此之外，「中心」(metropole)与「边缘」(periphery)是当今讨论帝国包括世界秩序最核心的工具。「中心」与「边缘」的界定具有多样性，既可以从政治制度层面也可以从经济层面进行界定。同时，「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复杂的差异性，这是因为帝国本身牵涉到大量的制度层面的差异。

　　三、帝国体验

　　在结束对帝国整体的讨论之后，进入对帝国内部个体的体验探究。事实上，「自下而上」地了解普通人的「帝国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帝国可以是由一套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构建起来的生活秩序。加拿大的伐木工人、模里西斯的农民、在雅法与海法之间往来的商人，都体验着帝国的生活，表达对帝国的感受，而这些可能跟精英所描述的内容不同。

　　「他者」(the other)的帝国视角与体验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W.
Said)提出的「投射」的帝国观念——即「通过看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来理解自我」的思想。从萨伊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封面图——法国画家让・莱昂・杰罗姆(Jean-Léon
Gérôme, 1824-1904)的作品《舞蛇者》(The Snake
Charmer)可以看出帝国之间的互动。帝国正是通过「他者」的叙述与理解实现秩序的统一。相比之下，当今的「去殖民」研究过于强调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异，却淡化了差异的形成背景。

　　面对「去殖民」研究所存在的问题，需要认识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
1950—)以「阶层相同性」为基础的帝国叙事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下，文明之间的差异得以被认可。如果从科层制度的角度思考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访华事件，便可以发现，马嘎尔尼访华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在马嘎尔尼认识世界的方式出现了问题：马嘎尔尼认为自己是英国皇权代表，因此他与乾隆皇帝在制度层面应该是对等的。从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禧年庆典(Diamond
Jubilee)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科层制度的普遍性：大英帝国内部不同角落的人群都在举办类似的庆祝典礼，表达相同的心情。这种叙事模式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简单划分，超越了性别与年龄的差异，体现了帝国的同质性。图像报的出现则有效地推动资讯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同质性的增强。

　　Ornamentalism, David Cannadine

　　帝国战争同样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1917年12月11日，英军成功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传回英国，英国国民称这一行动是「为了人类自由的十字军东征」(A
crusade for human
liberties)，从侧面反映了帝国战争的神圣性。与此同时，由于来自不同阶层、具有不同身份的国民都可以平等而光荣地为帝国献身，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序格局通过帝国战争的神圣叙事而得以被合理地维持。

　　除了帝国战争，帝国的神圣性还体现在具有科学理性特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上。1862年英国世界博览会的展馆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展馆外观左右对称，展馆内部穹顶巨大，人同展馆相比较显得渺小，体现了新古典主义对科学与理性的追求，以及由科学与理性所生发出来的神圣性。典型的维多利亚布展方式使得展品满满堂堂占据整个展厅，彰显了大英帝国的神圣富足。在这一套帝国叙事当中，神圣性成为了保卫与维护的重点对象。

　　伦敦世界博览会(1862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比神圣性更加深入的叙事模式，是作为「帝国体验」的消费与生活方式。帝国通过物质与生活方式在帝国内部建立联系：人们既可以买到南非的橙子，也可以买到加拿大的培根火腿;同时，帝国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指引。这一套叙事本质上是关于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富足生活的美好故事，原因在于中产阶级是「帝国的精神所在」。同时，帝国对底层群体的生活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帝国秩序的平等体现为实用性，帝国治下的人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仅仅通过「自上而下」的叙述角度认识帝国是不够的，帝国的秩序不断受到来自底层群体的挑战。

　　「自力更生」是二十世纪以来所构建的世界秩序叙事的核心词。「自力更生」是一个「劳动」与「反抗」的逻辑，强调自我拯救。只有独立自主的人所构建的世界秩序，才是真正的普通人的世界秩序，才是和平地超越了面貌的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