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英國央行副總裁Minouche Shafik。
每個社會都植基於一整套由規範、體制、政策、法律與承諾相互支持的網絡上。在傳統社會，這類責任主要源自於家庭與親屬團體。在先進經濟體，則主要由國家與市場來承擔（經由健保與年金制度）。但即使是後者，許多社會契約仍是由家庭（藉由無償的照料工作）、公民社會（志工與慈善組織）及雇主來維繫，而雇主必須提供健保或失業保險提撥。
社會契約與福利國家並非同義詞。福利國家指的是社會契約的涵蓋範疇，經由政治程序與隨之而來的國家行動來進行協調，包括直接透過租稅及公共服務，或間接透過法律來要求私部門提供某些福利。因此福利國家並不是一個重分配機制，而是生產力的來源，並對民眾的一生都提供各種保障。倫敦經濟學院學者希爾斯（John Hills）便指出，福利國家是大部分人民對國家的貢獻，都與他們得到的回報相當。
儘管如此，已開發國家民眾對政治的憤怒，都源自於民眾認為他們其實是得不償捐。那些出生於寒門的民眾覺得他們毫無機會。偏遠地區的民眾相信決策官員只偏愛城市居民。原生居民擔心外來移民在未做出對等貢獻前，便先享受福利。男性認為他們傳統特權遭侵蝕。老年人認為年輕人不感激他們之前所做犧牲，年輕人則憤恨老人濫用社會安全計畫，並留下破敗的環境。這些不信任與敵意，都成為民粹人士的養料。
科技更新與全球化亦然。全球供應鏈整合，已為新興經濟體的中產階級以及全球最富有1%的富豪帶來龐大的利益，卻把先進國家的中產與勞動階級挖空。
傳統的智慧是先進國家的勞工必須犧牲工資或社會保障，來與新興市場的勞工競爭；而且隨著資本的流動性提高，使這些壓力更重。更糟糕的是以往還能靠社會移動，來緩和貧富不均，但如今社會移動性已經下降，甚至停頓。
原則上，針對經濟轉變制定適當的保險法規，應能控管科技更新與全球化所產生的壓力。但時至今日，福利國家的許多制度仍是依據舊經濟而設計，亦即由負擔家計的男性承擔退休年金，女性在家裡生兒育女並照顧年輕人及老人。
然而現在全世界受過較高教育的女性已首度超過男性。這些女性的子女數減少，更可能擔任有薪工作；對於自己既要進入職場，又要扛起傳統的顧家責任，愈來愈感到緊張。但國際貨幣基金（IMF）最近的研究顯示，性別差距縮小已對經濟成長帶來重大利益。於是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重新界定社會契約，讓女性能夠充分發揮才能，又不會損及社會凝聚力。
在先進國家，爭議核心在於幼童照顧及出生率下降。社會老化表示將由較少的工作年齡人口，來承擔迅速增加的醫療照顧與年金成本。更糟糕的是當下工作年齡人口所得到的社會安全保障，已比上一代少，因為設定受益年金減少，且無法獲得諸多就業福利或職訓機會。
氣候變遷也使跨世代的社會契約崩解。今年有許多年輕人發起大規模抗議，反對各種未考慮到環保的經濟發展模式。由於氣候性災難層出不窮，因此更多人支持能夠維護永續發展的經濟模式。
一旦我們體認到這些全球性的挑戰，便可以開始設想新社會契約的面貌。例如教育必須提前，以因應民眾更新技術的需求，並需聚焦於一些能夠與機器人互補的工作。任何現代的社會契約中，都必須對勞工再職訓投入鉅資。
新的社會契約也須提供最低所得，但在設計時必須能鼓勵民眾工作及接受再訓練，可以考慮薪資所得減稅，強制性職訓，工作安排，及就業保障等作法。為因應全球女性人才不斷增加，也須擴大嬰幼及老人照料投資，提供雙親產假，並反制正式與非正式的性別歧視。
至於永續發展，我們對高齡化與環保須採取全新的思維方式。為因應工作年齡人口萎縮，現在就必須擴大投資以提昇未來的生產力。同時高齡人口也必應延後退休，以減少晚年時所需要的醫療照顧。最後，政府的經濟決策必須兼顧當前與未來的環境成本，必須對綠色科技大量投資，以改變城市、交通及能源體系。綜合考慮之後，新出爐的社會契約便有可能使大家對於未來恢復樂觀與希望。
（作者Minouche Shafik是前英國央行副總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