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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国经济和长期政治稳定，中共现在就应启动渐进式改革，促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将成为习近平最伟大的遗产。
英国《金融时报》 社评
2012年底，习近平登上中共权力巅峰。当时，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大多数人都以为，他将在前人作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行集体领导、优秀的经济管理、以及非常缓慢的政治自由化。但他却让这种种预期都落了空。
几乎从就任国家主席第一天起，习近平就借着发起反腐败运动，走上了激进的集权道路。在这场反腐运动中落马的，既有他的政治对手，也有质疑新秩序的人士。他还主持了打压言论自由和异见的运动——人权组织称之为数十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此外，无论什么地方萌出了公民社会的脆弱幼苗，他都寻求将之根除。
考虑到他在打击腐败和异见方面表现得相当果断，他在经济改革方面的犹豫不决着实令人意外。在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经济增长模式日益显得过时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准确地对问题进行了把脉，于2013年底宣布了340项解决问题的改革措施。遗憾的是，其中许多措施仍未启动，而且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部分改革措施从一开始就互相矛盾。
在习近平上台后的早期阶段，西方政商两界人士大都愿意相信，集权是习近平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前奏。然而，去年中国政府在股市上拙劣的救市之举和糟糕的人民币贬值举措所引发的混乱局面，以及改革议程中诸多事项上的明显倒退，让投资者感到灰心。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打算用已抓到手中的权力做什么。数十年来，中国利用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模式再也不足以支撑经济快速运行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中央指令式的威权政府向来擅长运作这种模式，长城、大运河，还有现代上海、北京和深圳等地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都是这么建起来的。
然而，习近平口中希望实现的那种绿色、创新型、以服务业和消费为支柱的增长，是无法在指令性经济中通过设定生产目标强行催生的。公民自由、质疑正统理念的自由、健全的法治、消费者保护、尊重知识产权、有强烈参与意识的公民——而不是敏感脆弱的民族主义——都是中国如今需要打造的创新型现代经济的不可或缺的元素。
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说，所有这些都要求他们放弃一部分权力，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可是，对于一位详细研究过苏联解体、断定莫斯科的致命错误是给政治改革放行和允许“西方”思想渗透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样的做法不太可能有吸引力。
中国许多人认为，民主在其他地方造成的貌似混乱的结果——从英国退欧公投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的崛起——都证明了，习近平拒绝诸如民主、言论自由及宪政等“普世价值观”是正确的。然而，为了中国经济和长期政治稳定，中共现在就应该启动渐进式改革进程，为司法独立和引入更多的政治制衡机制打下基础。习近平可以不使用那个糟糕的词(民主)，而把这些改革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这将成为他最伟大的遗产。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