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谍”：香港在中英谍战中的角色

除了“东方之珠”的美誉之外，香港还有着“东方谍都”的绰号。1949年之后，香港成为英国与中国进行情报角力的桥头堡。1997年之后，“米字旗”虽然已从香港落下，英国人却不甘心离港，中英情报战至今余烬犹在。

在香港，凡中国国旗与香港区旗同时悬挂时，国旗置于较突出的位置，国旗在右，区旗在左 (图源：AFP/VCG)

广州殡仪馆，白云厅，2014年12月28日，前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暨南大学教授曾昭科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送了花圈。曾昭科是谁？为何享有如此哀荣？如果对中国内地与港英政府在香港进行的激烈谍战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其原委。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第一谍案”是一件绕不过去的重大事件，而曾昭科正是该案的主角。

香港第一谍案

被称为“香港James Bond”的曾昭科，又名曾约翰，其祖先为满洲旗人，1925年生于广州，后随父曾希颖移居香港。曾昭科在香港华仁书院肄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后来转到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他在大学期间接触了一位“左倾”的讲师，认识了社会主义，熟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1947年，曾昭科在日本毕业后返港，加入警队，先后服务于交通部、政治部、侦探部，可说是平步青云。他也是第一批被派往英国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接受特种训练的华人警官。精通英、日、粤语及普通话的曾昭科，因为枪法好被选中成为时任港督葛量洪的贴身保镖。1960年9月，获警务处派遣前往剑桥大学高级行政课程进修班学习，1961年7月学成返港，即被派往香港警察训练学校担任副校长，官阶为助理警司，是当时职级最高的华人警官。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曾昭科可说是前途无量，而他的暴露，极富戏剧性。

1961年10月1日，香港警察政治部人员在罗湖海关截查一名入境男子时，在他身上发现巨款及秘密文件（微型底片），严刑拷问下他供称自己是中共间谍，而港方接头人为曾昭科。为避免打草惊蛇，政治部速战速决，动用窃听、跟踪等手段，仅5天后就把曾昭科擒拿归案，超过20名警务人员，包括数名警署警长，亦因事件被扣押调查后撤职。由于曾昭科在警队不断升迁，最终却被证实为中共卧底，其事件之轰动，在香港史无先例，故至今仍被称为“香港第一谍案”。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对内部潜伏人员的处分都非常严厉，作为最早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英国的外交却非常圆滑和现实。为了保有对香港的统治权，英国不介意与中国政府合作。11月30日，曾昭科等5人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经罗湖海关返回中国内地。港英政府为了掩饰尴尬，仅仅对外放风称，“一位名媛施展美人计，让他堕入谍网，为中共所招揽，负责搜集高度秘密的情报”。

香港“红色特工”曾昭科（1923-2014）（图源：暨南大学新闻网）

曾昭科去世后，内地报章绝口不提他担任间谍的过往，但他生前的同事林少华在广东官方媒体《羊城晚报》发表文章罕见披露，“由于他从香港及时向大陆通风报信，周恩来总理才免于在出国访问的飞机上失事……”这使周恩来避过“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归功于曾昭科的传闻得到了证实，或许也是曾昭科作为副省级官员死后能获习近平送花圈的原因所在。

新华社对决港警政治部

由于港英政府从来没有订立有关间谍或者颠覆政府的刑事条例，香港一直受各路间谍的偏爱，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谍都”。特别是因为和内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关系，香港长期扮演内地和外部世界交流交往的窗口，在相对宽松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下，很早就成为情报活动的重要据点。

中共建政后，国民党特工试图从港澳进入内地，内地公安部门依靠港澳情报，对台湾派遣到内地的特工活动了若指掌，这些特工进入内地多随即被捕。1954年，中共在香港截获“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情报，足见中共在港经营之深。

然而在1967年的香港“六七”暴动中，港英政府逮捕3，000多人入狱，中共地下党员及间谍被港英侦破极多。数据显示，当中共在港英政府内部等香港各界的情报组织濒临瓦解之时，新华社香港分社成为当时中共在港澳的唯一阵地。内地派到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大都安排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也向香港派出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员，派出人员也大都寄职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或其他中资部门。

上世纪80年代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其回忆录中指出，这些情报人员搜集香港社会情报还可以，掌握港英政府情况已不可能。与港英政府的周旋中，只能如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长李菊生所说“后发制人”。

与中共情报组织被摧毁后的力不从心相比，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在香港警察政治部这个神秘的老牌英国情报机构的主持下风生水起。

虽然中英两国政府通过秘密接触，达成中国不会武力收复香港，英国不会攻击或者搜查中国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机构之共识，但是对于中国情报的刺探，英国从未停止过。香港无疑是最佳的基地，隶属英国军情五处（MI5）的政治部则成为最佳执行者。

政治部获取情报，主要通过间谍、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这三种方式完成。一位前英国外交官回忆称，为了融入香港，他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会使对方放松警惕。

行动组收集行动情报的手段，在信息尚不通达的年代，看上去比较老套。在内地长期的封闭岁月里，如今看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却是港英第一手情报的来源，例如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垮台等重大事件，都是通过“游客传闻”的管道为港英知晓。

更为隐蔽的手法是窃听，这是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主管情报工作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其内部成员皆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侦察。

尽管如此，新华社也只能消极防范，例如许家屯1983年刚到香港时，第一社长王匡便告知，为了预防港英政府情报部门利用修车、停车的机会安放窃听器，分社自设了修车厂、社外停车不离人等。至于分社成员开会、打电话向北京报告，都不得不跨过罗湖桥进入深圳再行动，以防行踪暴露或电话被窃听。

许家屯上任后，对各自为政的情报组织进行重新整合。虽然这个情报系统远未达到1967年前的水平，但也在中英谈判香港政权移交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英国触手无处不在

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他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中部署：英国要敦促盟友一道维护香港“自主权”，“做到英国撤出香港了，但英国的影响力永远不会从香港撤退”。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Hugo Swire）也毫不避讳地说，英国有上千家企业以香港为基地，“香港的未来关系到英国的经济利益”。这些言论意味着，英国人并不甘心离港。

1995年，随着香港回归日期的临近，政治部开始进入解散倒计时。他们的故事收尾了，但一批政治部的骨干早在几年前就秘密转移至海外进行培训，并改变身份回流香港，赶在1997年之前，或安插在香港的政府机构，或以经商的名义继续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而在1997年之后，香港已经是“非英联邦”地区，开始成为英国军情六处（MI6）的工作区域。

此外，港英政府走得并不“干净”。1997年，解放军驻港部队接收位于中环添马舰基地的威尔士亲王大厦时，赫然发现大厦内部很多隐蔽之处都被安装了先进的窃听器。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首曾荫权决定将官邸迁回当年的港督府，在入住前的装修中，发现里面装有大量窃听器。

除了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英国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

内地派驻港澳官员因职位敏感，长期都是英国情报单位的收买目标。曾任中联办秘书长的前司法部部长蔡诚之子蔡小洪就是其中之一。蔡小洪于1989年从《解放军报》调到中联办前身–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由副处长做起，到2001年升任秘书长。在此期间被英国特工策反。

1995年，香港警察政治部解散，其部分业务转移到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图源：AFP/VCG）

2002年6月，中国情报机构在一次例行监听行动中，意外发现英国方面对江泽民访港的详细行程了若指掌，其中包括安保计划、路线及将要会晤的人物、发表讲话的内容等，由此展开秘密调查，最终发现是蔡小洪为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机密消息，并收受约600万元人民币的报酬。2004年，蔡小洪在广州秘密受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

蔡小洪所担任的职务足以接触到北京对港政策的核心和对港政策的所有举措，在英国人眼中几乎是完全透明的。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事后说外国情报机关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该案“只是冰山的一角”。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披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时，中共长期怀疑有内鬼，“但一直查不出来，直到2003年才查出此人”。

香港一直是中国各情报部门非常重视的地方，蔡小洪案暴露出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扎根之深。后来，中方开始调整对港情报工作的部署，中共十八大后更将相关资情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体系，将中港关系由地方层面升格至国安层面。不过，作为中国涉外关系的第一个窗口，香港必然还会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各方间谍仍将继续在常人看不到的竞技场上继续展开激烈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