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競選團隊顧問羅斯：與羅納德•里根一樣，特朗普明白，美國的經濟困境只能通過全面結構性改革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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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歐洲的政策制定者都錯判了全球經濟的困境。它並非一個通過教科書般的凱恩斯式經濟刺激(以及量化寬松等不尋常舉措)就能解決的短期周期性問題，而是一個因長期貿易失衡導致的長期結構性失衡，而長期貿易失衡是匯率操縱、重商主義慣例和談判糟糕的貿易協議的結果。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站到了舞臺中央。
在全球化(真正開始是在上世紀80年代)時代開啟之前，美國企業管理者通過在國內工廠用資本取代勞動力提高了效率。隨著全球化的推進，作為一種更有效的利潤最大化方式，企業高管們將整個工廠外包到海外。
這種外包趨勢在數據統計中得到了體現。數據顯示，美國製造業快速收縮。上世紀70年代，美國製造業聘用了全國20%的勞動者。如今，這一數字降至區區8%，僅自2000年以來製造業就損失了5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
對於那些將這種收縮主要歸咎於自動化的人，我們只需讓他們看看德國和日本，這兩國分別將近20%和17%的勞動者留在了製造業，而這兩個國家是機器人領域的全球領袖。
隨著美國製造業基礎的收縮，生產率一直下滑。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單位勞動成本每年增長6.8%，80年代降至3.6%，90年代降至1.6%，本世紀至今為1.2%。
生產率下滑反映在了對外直接投資(FDI)增長上。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只有1092億美元。上世紀80年代，在全球化的推動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59.2%，至1748億美元，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10年分別達到1.1萬億美元和3萬億美元。如今，對外直接投資正以4萬億美元的速度向前挺進。
當然，並非所有對外直接投資都是因為外包。一系列的糟糕貿易協議和長期匯率失調阻止貿易恢復平衡，加快並放大了美國製造業就業的減少以及美國生產率的下滑——還有相關的美國經濟增速放緩和薪資停滯。
這很難說是傳統觀點。歐美的傳統觀點都繼續傾向凱恩斯式的刺激。然而，新研究越來越讓人質疑標準的“貿易利得”說法，這種說法既合理化又推動了全球化。美聯儲(Fed)的賈斯汀•皮爾斯(Justin
Pierce)和耶魯大學管理學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彼得•斯科特(Peter
Schott)聯合開展的研究，將2001年至2007年美國製造業就業減少18%的多數原因歸為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的一項決定：作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一部分，美國賦予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待遇。其他一些研究總結稱，“中國貿易沖擊”更多的是一種零和游戲，美國勞動者和美國經濟處於不利地位。
更廣泛的教訓是盡管出口確實會創造就業，但最終重要的是凈出口。如果美國等國和歐洲等大陸長期處於大規模貿易赤字，而中國等國不允許匯率自由浮動以平衡貿易，那麽糟糕的結果最終會以外包加快、增長放緩、生產率下滑以及薪資停滯的形式出現。
這是美國現在所處的經濟和政治情況，特朗普如此受歡迎也就不足為奇了。與上世紀80年代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樣，這位共和黨總統提名人選明白，美國的經濟困境只能通過全面結構性改革化解，尤其是在貿易和稅收政策領域。
例如，美國35%的企業稅稅率意味著，企業只能將65%的稅前利潤計入稅後利潤。特朗普提議的15%的企業稅稅率意味著企業利潤將比目前提高30%，這將大大提高國內投資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更廣泛任務是通過消除欺詐和結構性失調，恢復美國經濟的活力並重塑人們對全球自由貿易秩序的信任。歐洲可能會希望向他取經。在涉及到中國的問題上尤其如此。在徵收反傾銷關稅方面，歐洲一直落後於美國，而且現在正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
本文作者是一位私人國際股權投資者，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高級政策顧問。加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商學教授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此文亦有貢獻。
譯者/梁艷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