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夫：民主與資本主義的聯姻並非理所當然

　　沃爾夫：自由民主制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聯姻正在面臨危機，不加經營會導致公民投票的獨裁或富豪統治的崛起。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會不會長久?西方的政治發展令這個問題愈發重要——尤其是，在最重要的民主國家中，一位威權主義的民粹主義者獲得了總統候選人資格。對於引導西方世界、並在四十年來一直吸引其他許多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人們不能把其成功看作理所當然。那麽，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不復存在，會發生什麽?

　　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系。前者是普選與牢固的民權及個人權利的結合，後者則是自由買賣商品、服務、資本及自身勞動力的權利。兩者擁有一個共同信念，即人應該以個人或公民身份，做出自己的選擇。民主制和資本主義還有一個共同的假設，即人有權發揮主體作用。人必須被視為主體，而不僅僅是他人行使權力的客體。

　　然而，同樣很容易發現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民主制主張平等。資本主義是不平等的——至少以結果來說是如此。如果經濟陷入困境，多數人可能會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選擇威權主義。如果經濟結果變得太不平等，富人可能會把民主制變為富豪統治。

　　歷史上，資本主義的崛起和要求不斷擴大選舉權的壓力是並行的。這正是為何最富有的國家都是或多或少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自由民主制國家。廣泛共享的實際收入增長，對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和民主制的穩定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如今資本主義卻發現，像這樣增進繁榮的難度大多了。相反，不斷加劇的不平等和不斷放緩的生產率增長卻十分明顯。這一有害組合令民主制變得不包容，也令資本主義喪失了合法性。

　　如今的資本主義是全球性的。這也可以被視為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任資本家自由行動，他們不會將自己的活動限定在任何司法管轄區內。如果機遇是全球性的，他們的活動也將一樣。因此各種經濟組織——尤其是大型公司——也是全球性的。

　　然而，正如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全球化限制了國家的自主權。他寫道：“民主制、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互斥的：我們能夠將三者中的任意兩者結合起來，卻永遠無法同時、完全地擁有全部三者。”如果國家能自由地制定國內監管制度，跨境買賣的自由將會降低。另一方面，如果移除跨境障礙並協調各國監管，各國的立法自主權將會受到限制。資本跨境自由流動尤其可能限制各國政府制定自己的稅收和監管制度的能力。

　　此外，全球化各個階段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大規模移民。跨境遷移會催生個人自由與民主主權之間最極端的沖突。前者表示應該允許人們遷移到喜歡的地方去。後者則表示公民身份是一種集體財產權，其獲得由公民控制。同時，企業則認為自由聘用人員的能力是無價的。移民問題成為當代民主政治的替罪羊，不僅僅是不令人意外。移民問題註定會在國家民主制和全球經濟機遇之間製造摩擦。

　　考慮一下全球資本主義最近令人失望的表現，特別是金融危機的沖擊，及其對掌管我們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精英所受信任的毀滅性影響。考慮到上述所有這一切，對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之間長久聯姻的信心似乎沒有保障。

　　那麽，代替這種聯姻的可能是什麽?其中一種可能性是全球富豪統治的崛起，從而實質上終結國家民主制。正如羅馬帝國一樣，共和的形式也許會長期存在，然而其實質卻會消失。

　　另一個相反的選項則是非自由民主制或直接的“公民投票的獨裁”的崛起。在後一種制度下，票選的統治者會同時對政府和資本家實施控制。這正是俄羅斯和土耳其正在發生的情況。接著，受控的國家資本主義會取代全球資本主義，類似於上世紀30年代的情況。不難看出哪些西方政客正是想走這條路。

　　同時，我們中那些希望同時保留自由民主制和全球資本主義的人們，必須面對多個嚴重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推動符合現有企業的利益、嚴格限制國家監管自主權的進一步國際協議是否合理。對此，我的看法越來越與哈佛大學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教授不謀而合，他曾提出，“對於國際協議，不應以協調了多少措施或撤除了多少障礙評判，而應以公民是否被賦權評判”。貿易會帶來好處，但不能不惜一切代價追求貿易。

　　畢竟，如果要維持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經濟政策就必須以維護多數人而非極少數人的利益為導向;全體公民應被放在首位，政客應該對其負責。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政治秩序的基礎就可能會垮掉。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自由民主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聯姻需要一點經營。不能把它的存在當作理所當然。

　　譯者/簡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