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与东盟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曾经有著良好的政治共识，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消除因为南海问题造成的信任机制的破坏和分歧。长期以来，东盟的外交原则可以总结为「东盟模式」，即寻求共识、和谐的争端解决原则，不带有政治偏见、不涉及敏感问题，追求不对抗和求同存异的原则来处理周边事务和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政府外交上长期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解决南海问题的「搁置争议」的基本出发点是相互贯通的。现阶段，重新建立中国与东盟的信任机制对南海问题的缓和以及推动至关重要。从外交层面出发，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推动与东盟的信任机制建设：
首先，中方可以强调中国与东盟之间友好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上的共性，用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发展对东盟国家从来不是威胁，而是一以贯之的荣辱与共的互利关系。从唐代开始的朝贡制度不仅保持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无论是对待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中国从来没有发动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战争」，而对各种文化和宗教採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在20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为缅甸等国的反抗日本军国主义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美苏冷战期间，中国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争取民族独立事业均做出了贡献，并且和东盟国家一道创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理论，并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得到了广泛地支持;冷战结束之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进行了经济上的援助，同时顶住巨大的国内经济压力保持汇率稳定，赢得了亚洲国家的信任。
当前，中国政府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倡议，可以看做是中国长期以来对东盟友好政策的一种历史上的延续，而不完全是为了缓和因为南海问题造成的局部紧张而释放的「糖衣炮弹」。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因为中国的强大而导致对中国对南海周边国家的侵略和掠夺，而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也将继续保持下去。
其次，应正确评估东盟的利益诉求，以及考量其政治和体制能力方面的限制，在东盟能力范围之内提出关于南海合作的具体议题和项目。东盟成立的初衷虽然是履行集体防御的权利，保障地区安全，但东盟此后的发展一直将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和发展看成为最为重要的议题，因此东盟的组织形式以及能力在应对战略议题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限制。鬆散的执行力也为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在南海问题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增添了障碍。例如，东盟过多的依靠非正式的途径进行政策咨询，东盟秘书处的经费仅为年均1700万美元都限制了东盟参与南海问题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东盟10国中有5个成员国或多或少地在南海与中国连同彼此之间存在领土、海域争议，不断上升的南海紧张局势不仅会对东盟国家造成军事上的威胁，也会使东盟组织本身造成分裂，特别是东盟和中国、美国都有紧密的经贸联繫，南海问题最终上升至军事衝突不符合东盟的根本利益。
最后，南海问题的升温也为东盟内部改革以及进一步融合创造了契机。例如在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中，印尼、新加坡和泰国就表示出希望尽快达成协议，这和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趋向于慎重达成协定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自2014年以来，关于COC的谈判在东盟成员国的推动下明显加速，面对东盟内部要求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中国方面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尽快在COC谈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儘管东盟组织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制」，但毋庸置疑在新的亚太地区的规则制定过程中必将成为重要的一环，无论中美都难以逾越而必须加强与之合作，最终达到引导其政策制定走向的功效。
（作者为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