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创新者的窘境

去年看过一本书，叫《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文翻译成《创新者的窘境》，由美国人Clayton M. Christensen，据说他是“破坏性创新之父”，对乔布斯影响甚巨。今天回想这本书，使我想到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以至特朗普。

作者在此书的引言中说：本书探讨的是为什么企业在遇到某些形式的市场或技术变化时，无法保持领先地位，而且这里并不是指那些官僚主义横行、傲慢、管理队伍老化、规划不当、投资短视、技能和资源不足和时运不济的企业，而是指管理良好、锐意提高竞争力，认真听取客户意见、积极投资新技术开发，却仍然失去市场主导地位的企业。我的理解是，他在探讨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突然就玩完了。

他举的都是一流公司的例子，比如SEARS ROEBUCK、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苹果公司、王安电脑等，探讨他们当年怎么会错过个人微型电脑的市场机会。他的论述当然比较复杂，但是论点却新鲜有趣，我将之与革命或国家管理作比较：

1、克里斯坦森说：“本书研究结果证明了后一种观点，即良好的管理正是导致领先企业马前失蹄的主因。准确地说，因为这些企业倾听了客户的意见，积极投资了新技术的研发，以期向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因为他们认真研究了市场趋势，并将投资次本系统地分配给了能够带来最佳收益率的创新领域，最终，它们都丧失了其市场领先地位。

我们看现实： 随着二战后西方经济高速发展（其实这与欧洲以往科学发展的原因一样，多靠战争所赐，二战以后主要是美国，这是另一个题目），为了对付共产主义政权和人民民主， 及本国人民的愤怒，西方的以选举为主的所谓民主价值观得到统治阶级推广，而美国国父对民主危害性的忠告被完全忽视，有人借此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描绘成是选举民主的成果，以用作对付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武器。这种情况导致民主的需求量增加：在西方国家，才短短几十年，就发展到民粹主义上升，国家管理出现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根据民主的市场需求，大家都搞民主及市场化经济，而大部分国家都不成功， 甚至带来很多死亡和经济损失。

再看看中国，当年共产党打仗，取得国家政权，这种惊人的成功，在掌握政权后，理所当然要被使用，掌握了政权的原革命者对这种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用于国家治理，但这些战争中得来的经验，使得共产党将政权资源过度用于动员群众、运动群众，而忽视了常规化的管理和效率（其实这些年委内瑞拉也是这样），这种高成本运作的结果，使得中国在一九四九年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无以为继，经历严重的失败。

2、克里斯坦森说：许多目前提到广泛认可的良好的管理原则，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情况。有时，不采纳客户的意见，投资研发利润率较低、性能较差的产品，并且大举进军小型新兴市场(而不是主流市场)反倒是正确之举。

我们可以看看现实情况：苏联革命成功后，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经验被认为是先进经验，为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苏共通过共产国际，想让其经验标准化，并在指导中国革命中加以贯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毛泽东则不是，他将成本投资于“研发利润率较低、性能较差的产品，并且大举进军小型新兴市场”，也就是农村。打仗就是烧钱，城市税收多，工商业发达，而且占据后更容易被认为是合法政府，每个军阀，包括蒋中正都是这样做，但毛泽东本钱少，他反其道而行之，占据了非主流市场，就是农村，结果由于找对市场，反而假以时日，一朝翻身，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特朗普也是这样，大家抢普世价值，抢政治正确，特良普却用奇谈怪论，和刀刀见血的表述法，通过媒体对他的攻击和讽刺传播了他的思想，别人抢黑人和其他移民的票，他却去打开无人注意其愤怒情绪的“红脖子”的票源市场。

3、克里斯坦森说：如果说面临破坏性技术变革时，正是良好的管理方法加速了成功企业的失败，那么，对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以正确方法–比如更加良好的规划、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多地听取客户的意见，以及更长远的光来看问题等–作为常规解答。将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

假设我们是柯达公司的客户，当公司来问我们意见时，我们会怎么提建议?首先，我们一定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意见，比如更便宜的价格，更畅通的物流、更大的销量和更小的库存、更高的质量、更长的有效期、更漂亮的色彩、更合理的分成。其次，我们目光远大，建议研发更高分辩度的胶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投入巨大资源，可是这时数码影象技术开始出现了，记得最早出现的就是柯达公司的36万象素的相机，我在九龙相机店看，心里痒痒地，心想，等分辩度达到80万象素我就买。当时与摄影爱好者谈起时，大家对数码影象嗤之以鼻，一位大佬对我说：“你知道胶卷是多少象素？相当于1800万象素！数码怎么能拍照？可现在看看：一台稍微好一点的家用数码相机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2000多万象素的相机也不贵。所以，柯达公司就给用户的建议引到歧路上去了。等到柯达公司意识到新潮流，一切都晚了，他们资源全投在错误的地方。

中国也是这样，习近平接手的是一个运行有效的国家，虽然问题丛生，但大家都认为假以时日，以量变换质变（我也持这个观点，以前的博客里就该表达过），慢慢就好了。但习近平看到成功背后的危机，第一，党将不党：党变成经济发动机而不再经营政治，为将来失败打下基础；第二，国将不国，环境、资源、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侵蚀着国之根本；第三、许多学者强调共产党向执政党转变，而忘记了革命党的本质。习近平切断以往的途径依赖和克里斯坦森所说的“资源依赖”，另辟蹊径，用严格党纪，清查官员财产等重建共产党的革命性，用财政纪律、政务公开化推动规范执政，突现执政党的规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既想推动领导层保持革命党本色，又要有执政党的规范，这样做是很难的，革命党讲究结果不讲究过程，执政党要讲究规范程序，进军这个市场利润不高，风险很大，大家都知道许多干部叫苦连天，甚至无所作为，就是这个原因，当然，一旦上了三板甚至二板市场，那前景就不可沽量了 。

特朗普也是这样，他还没上台呢，一会儿要惩罚工厂外移的企业，一会儿要向进口商品征高税，在一个法制国家，他虽是总统也是没权这样做的，但谁知道呢，美国是个讼棍的国家，要是有人找到一条法律空隙，将其挖大成洞，真让他有权可以这么肆意乱来,一个新美国也许真的会诞生呢。

中国共产党借恢复传统来推动一场新革命，以创建新的管治方式，这一点不奇怪，按照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所说，来源于意大利文的“革命”一词，就是恢复旧有秩序的意思。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企业创新者一样，时不时要面临窘境，但西方那些经营成功，不知变通的国家，说不定就败在成功的途径依赖上，他们不停完善制度，投入过多资源（比如福利），使得这个制度再也变不了，直至失败。

我认识的一位教授曾经问我，为什么中国夺取皇位的起义者或造反者，在古书上画出的面貌都是那么“狼亢”呢?我可以告诉你，乱世混江湖，千万别跟帅哥，而跟随长相奇异者必有收获。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就是帅哥，现在，中国和美国同时存在一个切断过往“途径”，另开新灶的领导人，都属于“长相（我指的是思维）”奇异或狼亢之辈，真是一场好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