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众抗议乐天集团同意与军方让地萨德(图源:新华社)
无独有偶,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2016年底出席“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亦曾言“欢迎台商到大陆打拚,但绝不允许台商到大陆赚钱,回台湾却支持台独,这与两岸关系是背道而驰的”。
上述两起“个案”,不论牵涉方是韩商或台商,不论响应方是大陆外交部或国台办,其欲彰显的意义十分明确,即中国境外企业一旦涉入并有违中国大陆敏感的“核心利益”时,境外企业必要认知“政治第一、市场第二”的逻辑,“有政治则有市场”,中国官方与市场消费者对于企业的选择都悉听尊便。
就此,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实践来看,中国官方的作为,都是具有相当“中国特色”的一种国家引导市场的途径。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机能可使资源达到最适配置,而后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则将厂商行为纳入考虑,加计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对照中国官方响应韩商、台商的作法,可以是国家在厂商该自己负担的交际成本上,再添加了一项“合乎中国国家利益”的成本,并在不强迫的压力下,开放厂商自主选择。
简言之,中国大陆这套挟总体经济实力与庞大内需市场,表面上是一套让“市场自决”的政经互动,虽迂回于过往由国家自主制定关税壁垒、行贸易保护等政策的国家介入市场途径,然而国家形式上退居二线,让民族主义出面引流国家利益的结果,最终仍可达致国家想要干预市场的相同结果,并且符合其国家利益依归。
是以,从中国大陆的案例来看,当国家藉民族主义引导市场、并引流国家利益,最终成就企业获利的,已不只是古典概念的市场,也不只是企业自我创新本身,而是必要融合民族主义市场的接受度。未来,当国家利益、民族主义与市场三者共容于中国大陆,且成为常态,中国境外企业于大陆市场的发展与探索,将不再只是“经商”,而是必要以“经政”的思维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