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情感、健康到國家安全　玉林狗肉節的話語博弈

      【熊猫时报讯】据香港01刊载专访：两年前，我到广西玉林做硕士学位论文的田野调查，它因每年夏至狗肉节成为中国动物权利运动最激烈的城市。于许多人而言，「既有爱狗的自由，也有消费狗肉的自由」，两种自由各就其位、互不干涉最为理想。前往玉林抵制食狗的抗议者，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疯i
的，更是在干涉其他人的消费习惯及权利。

　　儘管简单的爱狗或护狗行为早已出现，但那总归是一种私人行为。当下对动物权利的呼吁，已经提升到保护猫狗等伴侣动物的生命权和尊严权层面上，目的则在于改变整个社会对待牠们的行事方式。

　　按照欧美起源，动物权利是一种将人类文明的生存、生命和尊严等权利，延伸到他种动物(non-human
animals)身上的观念。此种观念，支撑了20世纪1960年代末兴起的动物权利运动，以抵制生物科学研究中的小动物实验、动物表演、打猎、皮草动物养殖与贸易等。

　　然而，在社会传统、观念和法律政策等层面，动物权利在中国均不具备可借用的文化资源。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中国也有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举措，却并未包括猫狗等伴侣动物;佛教固然有「万物终生平等」的信条，却不具备对非信徒动员的能力;民间也有「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的说法，却没有上升到一种权利的程度。

　　2016年，天津的爱狗人士杨晓云连续3年来玉林买狗，盼尽量多挽救狗隻性命，但却成为狗贩戏弄嘲讽的对象。(资料图片 / 梁鹏威摄)

　　「动物权利」作为一个名词，与「权利」一样都是舶来品。但剥开表皮来看，「动物权利」的内核却不太可能是传播来的。他们习惯将自身与狗的故事追溯到儿童或年少时期，在乡村田野，是狗陪伴他们熬过了「留守儿童」的孤独，在城市公园，是狗陪伴叛逆出家的少年少女。在城市化浪潮下，狗和人的关系也在城市生活中改变。对于养狗的家庭而言，狗不再是守家门的传统工具，而是一种提供情感支援的伴侣动物。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情感，仍不得不从「众生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上创造出动物权利。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对动物权利的观念做出简述，说他从动物进化而来，而又不像其他动物那样「缺乏智力和自由」，但其他动物也是有知觉的，「牠们同样应该享有自然赋予的权利，人类有义务维护这一点」。他特别指出，「动物有不被虐待的权利」。

　　这段话，是行动者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平台反覆引用到的一段话。显然，行动者在中国语境裡寻找不到可支撑动物权利的资源，在解释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时，也像西方的一些早期思想，把动物上升到同人类享有平等权利的地位。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思想只是他们为证明自身正当性借来的说法，并不是说，中国行动者的「动物权利」的观念是传播来的舶来品。

　　结果是，「动物权利」在中国的从天而降，刚出现就被贴上标籤，就此上演了一场话语斗争。动物权利的宣导者和行动者，被人们称作「爱狗人士」，经2014年玉林狗肉节后，已变得家喻户晓。铺天盖地的新闻报导同样是这样来称呼他们。但行动者认为被污名化，拒绝使用「爱狗人士」，以「志愿者」或「动保界」来称呼自身或他们的同伴。

　　在行动者看来，不管虐杀还是食用狗肉的行为，都是非人性和野蛮的。野蛮，是同文明相对立的未开化状态。在2015年狗肉节前夕，我同来自广州的陈女士走在城市街头，经过垃圾堆、红绿灯和服装市场的高音喇叭时，从言语与表情中，都可以看出她对当地的反感。她不认为这是一个现代的中国城市。他们把「做文明中国人，不吃猫狗肉!」和「做现代公民，不吃猫狗肉!」等标语写上抗议时穿上的白色衬衫和举牌。但行动遭到了动物权利反对者的抵制与嘲讽，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者是矫情做作，是「狗粉」，是崇拜邪教的「拜狗教」或「犬能神教」。他们拒绝承认行动者的「(公益)志愿者」称呼。

　　然而，行动者强烈的精英感和非此即彼的「野蛮与文明」二分法，亦常将其置于不利的舆论地位，在反精英和民粹化的互联网上，更是遭到了大众的反感和敌视，「你们是有钱人讲文明，我们穷人野蛮所以吃狗肉。」就连中国网路红人「凤姐」也在嘲讽，这是富人才有閒情玩的东西。

　　显然，行动者在公共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2014年的前两年，抗议狗肉节时，行动者使用的是情感话语，标语和口号是「我的狗狗去哪里了?」和「人类朋友，请不要吃我们!」等，渴望通过情感来影响和改变食狗肉的习惯。但他们的用语在2014年有了第一次转变，出现了「食狗肉有害健康」以及「为了玉林人民的健康，请放下屠刀」等口号。

　　只不过，他们的归因很模糊，基本逻辑是找有食狗经历的患病者。然而，当地人并未表现出认同的趋势，「你说有害，我们吃了这麽多年，也没有见谁因为吃狗肉就病了，就即使是说有一点危害，那也是我们自己的事。」

　　第一次话语转变中，行动者把动物权利从情感论证转移为身体健康问题，转移未果，沿着这一路径继续推进，进而演变为政府责任和法律问题，「这些老百姓不知道吃狗肉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所以必须得政府站出来引导……如政府不这样做，老百姓怎麽知道?」

　　为了迫使地方政府承担责任，他们又在两个方向上将食狗问题具体化。一是质疑捕杀狗带来的治安问题，二是狗肉运输和流入餐桌违背《食品安全法》的法律问题。狗肉检疫是一个悖论，因为从产地(活体狗)检疫到屠宰(死体狗)检疫，都需要一个国家检疫规程和标准，但狗不属于现行规定的牲畜类，不能检疫，而不能检疫便不能流行市场。但行动者向地方政府举报、信访时，却节节败退。

　　这时，行动者已将运狗者、狗肉馆人员和狗肉消费者视为非法公民，而不再是不文明或野蛮人。到了2015年，他们针对玉林狗肉节的抗议标语也顺理成章地出现了「做守法公民，抵制猫狗黑色产业链条!」他们同时认为，地方政府没有依照法律执法，是渎职和不作为。站在对立面的反对者也被贴上新的便籤，不是简单的「爱狗人士」、「狗粉」或「拜狗教」，而是「勾结境外反华势力」。

　　不知是否多年的国际关注略收成效，2016年的玉林狗肉节明显「收敛」了，狗贩的数量也减少。(资料图片 / 梁鹏威摄)

　　同年的狗肉节前夕，我走在玉林街头，看到有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举牌反对外来的行动者，内容是「爱狗人士是卖国贼，勾结境外反华势力!中国的事中国人做主!绝不允许外国佬干涉!」，我为之一震。

　　这一年，类似「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话语已变成动物权利反对者和玉林当地民众的共识。有反对者更是据此对「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邪教组织」成员做了一个排行榜，叫作「犬能神教十二大护法」，名称取自于中国政府长期打击的邪教「全能神教」。榜单全文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字报」的笔法，对行动者的职业、人际关系和个人经历等资讯瞭如手掌。

　　行动者在访谈中对我说，「卖国贼」和「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说辞得到地方政府的宣导，我对此持更审慎的态度，但不置可否的事实是，在玉林各种城市论坛和微博等平台上，确实盛行这样的「阴谋论」。近代以来中国都是防御性的国家，历史走到现在，那些含「民族主义」的集体记忆被唤醒仍不是件难事。

　　此时这场话语斗争，已将动物权利推到一个是否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的政治问题，相较于行动者使用的《食品安全法》增加了一层政治性。

　　事实上，围绕「动物权利」在话语上的博弈并未就此终结，后续已经超出了社会内部，还走向了央地关系、外交上的国际关系等层面。然而，单就从社会内部望去，动物权利的宣导者和行动者、反对者及其他群体，都在渴望拉拢「强国家」以实现目标：在行动者那裡，是要求地方政府对管制狗肉交易市场的不作为，以消灭狗肉产业链;在反对者这里，则是利用模糊的「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来对抗行动者，他们希望这一政治话语能获得国家的认可，用国家武器强制打压动物权利。只不过，从历史上走来的「强国家」传统，既可能成为动物权利行动者和反对者的拉拢对象，也将决定两者在未来的走向。

（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