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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蓝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发表了长达13,000多字讲话。习的讲话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各界期待在国内外面临巨变环境下，能透过习的讲话探视出中国未来走向何方。不过，通篇讲话，仅是对40年的定论，对未来着墨不多，其中的“不改论”尤其值得关注。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改革开放是中共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中共「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也是「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习近平指，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习近平指，4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他还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习近平指，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中共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完全正确，并称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又表示，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第一， 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理论创新；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中国制度优势；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增强中国综合国力；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虽然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但誓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提出9个「坚持」：包括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扩大开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他提到，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对于文革，近年极左思潮回潮，为文革唱赞歌的不少。对此，习近平主席认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
对于前任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也有评价：
●毛泽东：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邓小平：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表述，是对社会上一些否定前后三十年的极左极右言论的批评。
作为改革开放继承者、第三和第四代领导人江泽民及胡锦涛却未按惯例出席大会，引起外界关注。10年前江胡并肩，象徵承传。
与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相比，习近平的讲话花了更多的时间向过去的领导人致敬－－包括江胡二人，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事实上，习在讲话中肯定江泽民的历史功绩，指「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扞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对於胡锦涛，习近平同样高度肯定，称其「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概括来说，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领导班子所施方针大政都是顺应历史发展进程与发展潮流，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对方针大政进行微调，修正，纠错，顺应国际与国内发展趋势，尽量做到错误最小化，激活党的活力，从而使党的理想，信仰，理念不陷入僵化，从几代领导核心的执政理念来看这种思维方式一脉相承，指导思想的延继性，不同时期不同工作方法，其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可以说，这次讲话给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一一定论后，意味着后面迈入新的阶段。40年后的2019年，将是一个转折点。
事实上，在权力领导上已经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例如从小组治国到现在的委员会治国。在军委方面，废除四个总部，新设 15 个直属机构直隶军委，军委又强调主席负责制，诸如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也是一个归于核心领导的表徵。
在结构上变成核心领导的结果，可能让未来的总书记承袭一个相对集权的体制，这就十分有别於邓小平时代立下的集体领导。
制度性的集体领导，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出了一些问题，“ 九龙治水、各管一摊” ，常委意见相左，共识难砌，使得很多重大改革推动不了，这成为了习近平上台前所见集体领导体制的弊端。所以当他上台后，很多事则反了过来，於是出现核心领导。这是第一个大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离，到党委扩权。总得来说，党的权力得到强化。这相对於 80 年代又是很不一样的。邓小平当初喊得是“ 党政分开、政企分离” ，当时的背景也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其实反应时代所需。所以说改革开放到了习近平时代，在这部份也发生了一个转折。
第三个是机构精简到大部制 2.0 。相对前述两者，机构精简相对有延续性。早先因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调整政府职能，原先在计划经济下设立的部会自然被裁撤，2008 年的大部制还比较简单，现在的改革整并部门职能无疑更广、复杂。 所以总结来看，习近平主政六年后，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这个阶段，前两点是明显与邓小平路线有所不同，唯有第三点在差异中还保有延续性。
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社会经济取得发展，但同样在胡锦涛的后五年，内地也开始去提到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永续，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动能。当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需要调整。所以习近平上来要处理的中国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业与邓小平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本有别。
纪念本身即是历史，习近平藉纪念改革开放 40年，其实更有宣示开创新时代的用意。客观来说，习近平确实面临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也相应推出很多改革，那自然成为新时代。
它的重要性是在过去，非不是现在的灯塔，其指导现在路线的价值被淡化了。因此，市场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新的经济改革思想而发现讲话却是历史总结，总体属于40年的回顾，属于总结定论而非前瞻提纲，所以没提新的改革措施及没有给出未来经济改革方向更清晰的信号也可理解。不存在外媒提到的失望。
本次讲话，以下有一统计颇为有趣。关键词（出现次数）如下：
社会主义（78次）、改革开放（51次）、党的领导或党领导（13次）、民族伟大复兴（10次）、中国梦（4次）、公有制（4次）、市场经济（3次）、非公有制经济（1次）、国企改革（1次）、外资（1次）、毛泽东（5次）、邓小平（11次）、江泽民（1次）、胡锦涛（1次）、香港（5次）、中国制造2025（0次）。
依顺序来看，不难看出讲话的重心所在。即使是总结，对未来仍有很大的启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称，「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何谓「能改」，何谓「不能改」？习近平此番表态引发了广泛猜想。该如何看待习近平的中国改革“不改论”呢？
习近平中国改革「不改论」的核心是不能改掉一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无论是在维护党的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民生层面，邓小平改革与习近平改革在要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在习近平心目中哪些是「该改的、能改的和坚决要改的」，哪些又是「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和坚决不改的」，莫不如将邓小平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与现阶段习近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做一比较，从而得出「习式改革」与「邓式改革」的区别所在，这样一来，未来中国改革哪些该改能改，哪些不该改不能改，就更加容易判断了。
如果说邓江胡时代，中国改革尚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轮驱动」，那么到了习近平时代，因为有感於党的领导此前遭遇空前弱化，习已将「整党治党」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作为新时代驱动中国改革的「两个轮子」。甚至有时为了实现净化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这一优先目标，中共宁愿将经济发展速度做适当调降。
六年前，习近平是在党内蔓延腐朽和悲观气息、党员普遍丧失信仰和革命意志、政府无力应对社会挑战的背景下接过最高权柄的。习对这种状况经过了深思熟虑，身为「红二代」，习肩负传承红色江山的使命，而这种使命感是其前任平民出身的胡温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接手的是一个「九龙治水」的权力制衡体系，这造成了作为最高职位的总书记的弱势，这一实际权力运行也进一步加剧了上面说到的情况。因此，改变软弱涣散，集中总书记的权力，这也是高层的某种集体共识。
对「错误思想」及其传播和鼓吹者，必须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部门不能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净网」行动，官媒批宪政，高校「七不讲」，党媒姓党的强调，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性的提出，党委书记是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的部署，都反映了这一点。
这也正是有监於毛时代政网太密控制太严机制，邓小平掌权后强调「党政分开」，而习近平如今却力主恢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的时代背景。邓并为中国改革开放规定了「三个有利於」判断标准，而习时代的中国改革，「三个有利於」之外还要加上是否有利於强化党的执政地位这一标准甚至是唯一首要的标准。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独特的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治理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目前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需要适时加以调整，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全球经济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过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离世界的技术前沿越来越近，从发展阶段上来说，已经从基於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变为基於创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动员和组织投资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早期促进政府投资的政策（如压低工资、强政府）会阻碍技术创新。
中国处於新的历史阶段，正如海耶克很久之前就论证过的那样，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成熟）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基於创新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大众的智慧如果充分发挥出来，其力量会是惊人的。
贫富悬殊、党政官员腐败、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等，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其他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如压低工资和降低资本成本的发展策略，加上中国经济中其他的扭曲，造成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
中国需要适当放慢经济增速，停下来解决各项社会遗留问题并走上创新发展轨道。正是基於这一深刻考量，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经济要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喊话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一中国改革方法论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此前中国改革的经验，如工农业改革农村改革先行，国企改革国有经济之外的个体工商户先行，营造市场经济「小气候」和利用外资东南沿海先行等等，因而可以说，中国前三十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带有地方「先试先行」的经验色彩。
然而，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四十个年头的今时今日，中国改革早已进入深水区，能摸的石头大多已经摸过了，今天的中国改革更多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改革，因而需要强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最早由现任中国副总理刘鹤在1990年提出，是信息系统规划设计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在规划设计一个信息系统的时候，首先要确定这个子系统的主体结构，然后才能进行它的各个子系统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就很难沟通、兼容和联动。
当然，在未来中国改革开放中，鼓励「顶层设计」并不是不要地方「先行先试」。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高层已经出台了近1,600项改革方案，很多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地与执行，个中原因，除了某些顶层设计方案与地方实际情况并不契合，还与地方政府「先行先试」自由度与积极性受到高度压抑有关。并且，地方凡事等待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唯顶层设计，并非中国改革之福。
时移世易，强调「习式改革」与「邓式改革」的区别，并不能否认两者之间更为根本的传承关系。事实上，无论是在维护中共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民生层面，邓小平改革与习近平改革在要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方面都有着高度一致性。
（2018.12.19猫眼社评 撰文：《悉尼邮报》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