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是世界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么?

【熊猫时报讯】随着美国2020年总统选战进入冲刺阶段,且两党提名大会都未对外交政策进行过多研讨,因此共和党现任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提名人乔·拜登(Joe Biden)之间的竞争显然将主要围绕国内问题展开。而从长远来看,历史学家会尝试探究特朗普的这段总统任期究竟是代表着美国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重大转折,或只是一场微小的历史事故。

这在目前阶段还没有答案,因为我们不知道特朗普能否再次当选。我的书《道德重要吗?》对1945年以来的14位美国总统进行了评分,其中给特朗普的正式评级是“不完全”,而他的排名则位居末尾那25%的行列。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等位居前25%的总统认识到了19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缺陷,并在1945年之后建立了自由国际秩序。一个转折点是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战后的决定,直接催生了延续至今的长期性联盟。 美国在1948年对马歇尔计划大量注资,于1949年成立北约,并在1950年带领联合国军攻打朝鲜。在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治下的1960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新的安全条约。

虽然多年以来美国人——在本国内部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对越南和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预方面存在尖锐分歧,但是自由主义的制度性秩序依然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为第一位攻击该秩序的两党提名人为止。特朗普还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增加了国防预算,但却相对谨慎地使用了武力。

特朗普的反干预主义理念比较受大众欢迎,但是他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狭隘、交易性定义以及对联盟和多边机构的质疑却并不能反映主流意见。自1974年以来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就向公众询问美国是否应当积极介入世界事务,大约有1/3的美国公众一直是孤立主义者,且在2014年达到41%的最高点。但与传统看法相反,到2016年大选时有64%的人赞成积极介入,这一数字随后又在2018年上升到了70%的高水平。

特朗普的当选及其民粹主义诉求看似基于因2008年大萧条加剧的经济乱局,但其实更多来自与种族,妇女角色和性别认同有关的两极化文化变革。特朗普虽然没有在2016年赢得总体多数票,但通过将经济不安全感和工资停滞归咎于不良贸易协议和移民,他成功地将白人对少数族裔日益增长的人口比例和影响力的不满情绪与外交政策联系了起来。但根据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的说法,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几乎没有什么战略意识,其外交政策主要受国内政治和个人利益驱动。

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前,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将此刻形容为“既是一个经济时期——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时期——美国领导的冷战后“单极时刻”全球秩序——的终结。”这么说特朗普可能被证明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在他再次当选的情况下。他的选举诉求可能会集中在国内政治方面,但他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却可能是变革性的。

当前有关特朗普的辩论令人回想起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重大历史成果究竟是政治领导人决策的产物,还是个人无法左右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所催生的结果?有时历史似乎像一条奔涌的河流,其行进路线因降水和地形而定,而领导者仅仅是水流中抱紧树枝的蝼蚁。但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试图操纵皮划艇和躲避岩石的漂流者,不时翻船落水,但有时也能成功地到达计划中的目的地。

比如说罗斯福总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一直无法让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事实证明他对希特勒所构成威胁的道德框架认知以及针对这一威胁的准备工作极为重要。如果二战后由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曾任副总统,但在1944年大选时被罗斯福换掉)而非杜鲁门担任总统,美国对苏联野心的应对可能会大不相同。而倘若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或骄横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赢得了1952年大选而不是由艾森豪威尔主政,那么杜鲁门对苏遏制战略的相对平稳巩固进程就可能遭到扰乱。

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避免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核战争以及随后首次签署核军备控制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却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一道将美国拖入了越南那场不必要的惨败中。在上个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经济因素造成了苏联的衰落,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作为则加速了苏联集团的崩溃。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国防建设和谈判技巧,以及乔治·H·W·布什的危机处理能力则在和平结束冷战和两德统一加入北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换句话说,领导者及其技能也很重要——这也意味着特朗普是不能轻易被无视的。但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削弱了体制,联盟以及美国在吸引力方面的软实力,民意调查显示这种吸引力自2016年以来就一路下降。

权谋和组织能力对于一位成功的美国总统至关重要,而主导自我认知,自我控制和环境洞察力的情商也是如此,但这却是特朗普所缺乏的。无论是在2021年还是2025年,他的继任者都将面对一个被改变了的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朗普的与众不同的个人特质和政策的产物,而变化的程度则取决于特朗普的任期。在不久之后的11月3日,我们就将知道自己是处于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还只是经历了一场历史性事故。

来源:华尔街文摘

作者: Joseph S. Nye–哈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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