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时报讯】10月初，三名澳大利亚华人参加了关于澳大利亚侨民社区所面临问题的参议院听证会。
对于运江，邱德蒙和周卫豪来说，这没什么不寻常的，他们走了出来，想知道他们是否被及时地带回到了1950年代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共产主义女巫狩猎的黑暗时期。
在10月14日的听证会上，右翼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询问三人是否准备“无条件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质疑线直接出自《麦卡锡手册》，并在社交媒体上遭到强烈反对。
澳大利亚种族歧视专员陈钦说：“任何澳大利亚人都不应该因为其种族出身而受到质疑或损害对这个国家的忠诚，也不应要求他们证明自己的忠诚。”
阿贝兹代表着日益增长的反中国冷战癌症，近年来在澳大利亚日益恶化。
在偏执狂的背后，反华的歇斯底里是一小群政治家，记者，学者和一个自称为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的智囊团。
ASPI成立于2001年，自称为“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智囊团，可以为澳大利亚的战略和国防领导人提供及时的专业建议”。现实是不同的，如果不是相反的话。
ASPI执行董事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是一名前公务员，曾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工作。在反华活动中，他经常在右翼的澳大利亚媒体发表评论，并在其中脱颖而出。
无论是购买政治影响力，收购澳大利亚公司，渗透大学还是仅仅是从事间谍活动，ASPI都在大力推动反华借贷。
在过去的几年中，当前的反华举措一直在加速，促使一些分析家推测澳大利亚的中国决策已发生领导层转变，其影响力从外交事务和贸易部转移到总理办公室以及国防和国家安全。机构。
澳大利亚前外交大臣鲍勃·卡尔曾表示，ASPI“一贯表达亲美立场”，同时由美国主要军事和武器公司资助。
ASPI本身宣布它“从澳大利亚和海外政府，行业和民间社会团体获得资助，用于赞助，研究和项目支持”。
工党参议员金·卡尔（Kim Carr）在今年早些时候向参议院发表的讲话中说：“在国防和安全机构的部分地区，有鹰派人士打算与新的冷战作斗争。他们发起了反对与中国合作的喃喃自语的运动，并渴望着澳大利亚媒体各部门的助手。”
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在过去的四年里大幅转向，特别是因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在澳大利亚，ASPI是那些愿意在中国抹黑的人之一。
商业分析和评论（BAC）网站在7月报道说，ASPI被美国国防部授予一份价值214,500澳元（合153,000美元）的“管理咨询服务”合同。去年，它得到了更大的金额，614,536美元。
关于ASPI从何处获得金钱和合同的信息，还远远不够。
BAC说：“去年，这些合同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由一小撮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签署。ASPI的批评家说，这些政府部门对推动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一大战略威胁具有既得利益。”
据报道，ASPI已获得英国，日本和北约政府的资助。其公司支持者包括全球武器制造商Thales，BAE Systems，雷神公司，SAAB，Northrop Grumman，海军集团和MBDA导弹系统。
参议院的披露显示，ASPI在2018-19年度至少有56个收入来源，被归类为赞助收入或委托收入。
卡尔参议员在谈到ASPI时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政府组织，是一家英联邦公司，他们一直是恐怖症的中心。这就是在冷战中发生的事情。 。”
澳大利亚前驻香港总领事乔斯林·切伊（Jocelyn Chey）最近批评ASPI缺乏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了解。
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杰夫·拉比（Geoff Raby）表示，ASPI是“澳大利亚中国威胁论的非常构架者”。
澳大利亚国会议员，特别是那些击败冷战鼓的议员，广泛阅读了ASPI。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安德鲁·哈斯提（Andrew Hastie），他是很有影响力的议会情报与安全联合委员会的主席。
去年，他发表评论，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处理与未能遏制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的发展联系起来。
在联邦议会之外，有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堪培拉查尔斯斯特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伦理学教授，着有几本攻击中国的著作。
汉密尔顿在与德国反华学者马里克·奥尔伯格合着的《躲藏的手》一书中评论道，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名誉教授安德鲁·波德格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平衡的学术文件。”
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劳伦斯森（James Laurenceson）表示，中澳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
“除了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在2018年8月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发表关于中国的乐观讲话的短暂“重设”之外，自那时以来，政府层面的联系轨迹一直很艰难。”
他说，没有迹象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有所缓和，最大的危险是经济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受到侵蚀，而这种联系曾经是使两国关系保持一致的粘合剂。
来源：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