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五”规划透视中国治理路径

一场全球疫情,令中国进入世界舆论的风口。由中国抗疫衍生出的中国治理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海外观察者聚焦。不可否认,深化对中国刻板印象者有之;但重新审视、乃至调整修正对中国之理解者,亦多存焉。

笔者以为,于后者而言,即将出炉的“十四五”规划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治理的契机。一份规划之形成,其背后是国家上下、社会各领域智慧之集成,也是时间沉淀之产物,从中或可透视两条中国治理路径:

一是自上而下之设计。众所周知,制定发展规划,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仍坚持了这一方式。中国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通过规划等方式,参与引导资源配置。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结合作用,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者的重视,实则也是中国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

设计发展规划,需要在布局、调研、推动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前统筹准备。诸如天津等地方政府,从2018年底便面向公众和市级部门公开征集“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选题。今年7月以来,中共高层主持召开七场座谈会,直接听取专家与民众意见。集思广益、开门问策,正是中国治理之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规划也是一份政府的“承诺书”,是检验治理的“参照表”。规划有中期评估,也有五年后的回望总结。如2018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指出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预期性指标进度滞后的问题。这项长期掣肘中国科技发展的短板,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着力突破的焦点之一。对照规划调整实践,并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放入规划,显然提升了治理效率。

二是自下而上之参与。西方观察中国者,或有不解于中国公民对政府的高满意度。哈佛大学艾什中心今年发布的一项长期研究结果显示,从2003年至2016年,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在各个指标上均有明显上升,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超过90%。笔者认为,其原因无外乎民众对治理的诉求得到了回应,与政府治理的改进形成良性互动。

事实上,中共素有重视调研的传统,并以之为与民众互动的重要途径。当年,毛泽东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往湖南调研32天,深入倾听农民感受与意见,以调研为依据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判断。重视民意,是夯实治理基础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以“双回圈”布局的“十四五”时期,涉及诸多直接关切民众福祉的议题,征求民意是应有之义。本次“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首次在网上征求意见,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未来扩内需将推动处理民众收入水准、分配结构、城乡差异等深层次发展问题,将是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再检验。

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今年撰文指出,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有以下三大特征:机构高效运转、政府可信度高、领导力强。曾认为“历史终结”的他,虽不愿明言当下中国治理是否有以上三特征,但相信时间与有识者会得出确切的答案。

作者:欧阳五

来源:《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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