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球疫情，令中国进入世界舆论的风口。由中国抗疫衍生出的中国治理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海外观察者聚焦。不可否认，深化对中国刻板印象者有之；但重新审视、乃至调整修正对中国之理解者，亦多存焉。
笔者以为，于后者而言，即将出炉的“十四五”规划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治理的契机。一份规划之形成，其背后是国家上下、社会各领域智慧之集成，也是时间沉淀之产物，从中或可透视两条中国治理路径：
一是自上而下之设计。众所周知，制定发展规划，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仍坚持了这一方式。中国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通过规划等方式，参与引导资源配置。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结合作用，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研究者的重视，实则也是中国治理的重要经验之一。
设计发展规划，需要在布局、调研、推动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前统筹准备。诸如天津等地方政府，从2018年底便面向公众和市级部门公开征集“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选题。今年7月以来，中共高层主持召开七场座谈会，直接听取专家与民众意见。集思广益、开门问策，正是中国治理之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规划也是一份政府的“承诺书”，是检验治理的“参照表”。规划有中期评估，也有五年后的回望总结。如2018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指出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预期性指标进度滞后的问题。这项长期掣肘中国科技发展的短板，将成为“十四五”时期着力突破的焦点之一。对照规划调整实践，并将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放入规划，显然提升了治理效率。
二是自下而上之参与。西方观察中国者，或有不解于中国公民对政府的高满意度。哈佛大学艾什中心今年发布的一项长期研究结果显示，从2003年至2016年，中国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几乎在各个指标上均有明显上升，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超过90%。笔者认为，其原因无外乎民众对治理的诉求得到了回应，与政府治理的改进形成良性互动。
事实上，中共素有重视调研的传统，并以之为与民众互动的重要途径。当年，毛泽东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往湖南调研32天，深入倾听农民感受与意见，以调研为依据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判断。重视民意，是夯实治理基础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以“双回圈”布局的“十四五”时期，涉及诸多直接关切民众福祉的议题，征求民意是应有之义。本次“十四五”规划的编制首次在网上征求意见，收到网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未来扩内需将推动处理民众收入水准、分配结构、城乡差异等深层次发展问题，将是民众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再检验。
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今年撰文指出，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出色的国家有以下三大特征：机构高效运转、政府可信度高、领导力强。曾认为“历史终结”的他，虽不愿明言当下中国治理是否有以上三特征，但相信时间与有识者会得出确切的答案。
作者：欧阳五
来源：《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