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眼】如果沒有Twitter，特朗普很可能就無法成為美國第45屆總統。可是，在1月6日的美國華府國會山莊騷亂之後，特朗普不僅因「有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而永久失去了他賴以治國的網絡講壇，更因為縱容暴力的「越線言論」而被Facebook和Instagram封號。當他的支持者轉向右翼小眾社交平台Parler，該程式也隨即被掌控iOS和Android生態圈的蘋果（Apple）和Google下架，而掌握網絡服務的亞馬遜（Amazon）更以「Parler未能管控平台上鼓吹強暴、謀殺、凌虐的言論內容」為由，切斷跟Parler的網絡伺服器連線；同屬Google的YouTube也禁止特朗普頻道上載新內容；而特朗普尚來不及封殺的TikTok更反守為攻，先封禁了特朗普。
如今，特朗普「Twitter治國」的景象告一段落，但國會山莊的亂象並不會因此停止，特朗普廣大的支持者不會因主流平台的禁言而消散，令特朗普得勢的美國社會問題更有如「九層之台」—有鑑於此，如今一眾互聯網巨頭的封殺行動，既是針對特朗普，更是對美國右翼民粹全面反攻的開始。
《紐約時報》記者貝克（Peter Baker）將美國國會山莊騷亂稱為「特朗普時代的粗暴終結」。在眾叛親離之後，特朗普的政治生涯或許因此次騷亂和彈劾程序而畫上句號，且很可能再難於互聯網發聲，不過，昔日將他捧入白宮的聲浪卻依舊沸騰。
同理，特朗普及其幕僚和家人的言論無疑是導致華府暴動的直接導火線，但究其深層原因，恐怕還要歸因於美國草根「直接民主」的崛起。
特朗普「大勢已去」 「特朗普大勢」猶存
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炎在《特朗普的政治遺產—道德帝國的崩塌》一文中分析，特朗普的崛起是美國民主基本框架在近三十年內遭遇草根「直接民主」挑戰的結果，「通信技術革命、高等教育的衰落、知識民主化與政治進一步平民化，讓草根底層登上歷史的前台。」
誠然，草根式直接民主是西方政制的一大挑戰：它降低了政治的專業性，使一國之政治文化更易受情緒及短期收益所影響，且更易導致社會撕裂。
不過，這種政治平民化進程本身並不是問題，本世紀初，互聯網的普及打破了傳統媒體對公共輿論空間的壟斷，使得平民的聲音得以進一步傳遞—這原本是更好地反映民情，進一步促進民主進程的機遇。問題在於民智持續不開，公民素質持續降低。而這又與一國的國民生活條件和經濟狀況緊密聯繫在一起。
美國經濟連續增長數十年的背後，是資本賺得盤滿缽滿，利益向少數人聚集，沒能做到「普惠」。在金融產業和股市突飛猛進的「美利堅盛世」陰影下，美國本土工業和實體經濟的衰敗及空心化，令大量中產階層淪為社會中下層，乃至只能以微薄且不穩定的零工收入度日，即便有科技和生產力的進步，普通國民的獲益度亦大不如前。
衣食不足，倉廩不實，「禮節榮辱」便會隨之敗壞，這是亙古定理。過去數十年是美國國民教育、民智，以及對世界的了解程度等一系列水平明顯下降的一個階段。
以基礎教育為例，過去幾十年，美國兩黨多屆政府都會喊「教育改革」，但多是政治口號。改革者並不明白在實體經濟一再沉淪的情況下，隨之沉淪的是一個個社區的教育、醫療水平和就業機遇。
美國選舉政制嚴重仰仗公民的政治素養，當7,400萬選民或亢奮或憤怒地堅定站在特朗普身後，所折射出的是大量中產階級家庭沒落之後所孕育的保守、民粹乃至反智主義。而當這種變遷與科技所帶來的政治平民化相結合，再輔以種族、移民和貧富差距等問題，便是一場又一場政治亂象—此時，在政治立場上天然傾向民主黨和進步主義的科技資本終於開始伺機發力。
美國科技巨頭皆崛起於東西兩岸等民主派大本營，在政治立場上與民主黨建制派所代表的自由進步主義趨同。除了這些理念共識之外，科技資本還和民主黨政府形成了較好的共生關係。
「數碼封殺」特朗普 矽谷資本綁定左翼
在奧巴馬年代，Twitter、Facebook等平台擔當了為美國宣傳、維護美國價值觀及民主政治之角色。人們通過這些平台和工具表達觀點、組織活動、揭露腐敗。從2008年的美國大選，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廣泛參與國內外民主政治。
希拉里（Hillary Clinton）也曾利用這些平台推動美國的外交及外部民主進程。在這一過程中，左翼科技資本得以拓展全球，在歐美乃至世界多地形成壟斷地位，與奧巴馬、希拉里、拜登等人所代表的民主黨建制派形成了較好的互動關係。
可是，民主黨內也並非只有建制派。2016年特朗普當選、「通俄門」，以及其後的「Twitter治國」，徹底改變了美國科技企業的言論自由生態。人們未曾想到，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會在2016年反噬己身，影響美國自己的民主政治選舉。科技企業和美國政界在奧巴馬時代所積累的政治善意逐漸被侵蝕瓦解，以至於2018年以來，左右兩翼政客皆要求加大對科技平台的監管。一些民主黨進步派政客甚至支持瓦解個別科技巨企。
有鑑於此，當這些科技巨企所代表的左翼資本評估當下美國政情的轉變，趕在拜登內閣即將上任的微妙節點行此「大禮」，無疑是這些矽谷資本向白宮新主納的「重磅投名狀」—既是歡迎民主黨建制派的回歸，更是考慮到未來來自民主黨內部進步派對自己的威脅，而試圖先與白宮及當下「左翼興起」的輿論大環境綁定。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科技巨企封禁的不僅是特朗普，就在Twitter宣布永久性封禁特朗普的次日（1月10日），大西洋彼岸的歐盟也上演了類似劇目。
在匈牙利，Twitter一夜之間不加任何解釋地封禁了200位該國民粹主義政客歐爾班（Victor Orban）鐵桿支持者的相關帳戶。對科技巨企而言，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與西方建制派精英聯手掐滅民粹主義，並在此過程中相互綁定的危急時刻。
待拜登新政府上台後，為了在應對疫情、提振經濟、修復國內種族裂痕過程中傳遞「真信息、正能量」，也會依賴Twitter、Facebook等平台，讓彼此的依賴關係更為緊密。可以說，拜登等民主黨建制派短期內仍會加強與科技資本的合作。
如今，美國的輿論渠道被科技資本所把控，在這些巨企合力反攻之下，特朗普所代表的右翼民粹將持續受壓，與此同時，亦可預估到司法、立法和行政體系內的左翼力量會在拜登上台後持續打壓特朗普及其盟友，以彈劾、控訴等一系列方式拖累右翼的政治能量。
右翼政治力量沉寂 是下一場內鬥開始
是以，美國右翼政治力量難免受到壓制，回想過去四年的風光，也堪稱「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不過，當最大的威脅和共同的敵人被暫時擊潰、當特朗普和右翼勢力不再抬頭，左翼資本便要面對等待他們的另一個對手—民主黨進步改革派。
去年10月8日，在經過16個月的調查後，民主黨領導的眾議院反壟斷委員會發布報告稱，包括亞馬遜、Facebook、Google母公司Alphabet、蘋果及Twitter等幾乎所有美國本土互聯網巨企，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壓制競爭、扼殺創新，報告並呼籲國會考慮強制拆分科技巨企的網上平台與其他業務。
在實質性的調查彈壓之外，民主黨建制派的頭面人物也沒有放鬆對巨頭們的「口頭圍剿」：奧巴馬與拜登於大選季期間都在不同場合向巨頭們發難，前者指摘社交媒體有意無意破壞社會共識，進而分裂美國。後者則對大選期間社交媒體未能有效監管虛假信息傳播的行為大加鞭笞，更有甚者，拜登在勝選之後多次暗示，將在履新之後對社交媒體領域進行全方位整頓。
只是相較於民主黨內的激進進步派力量，拜登等建制派至少是可以合作的，畢竟作為執政者，拜登始終離不開科技巨企提供的新平台。它們的經濟增長潛力，以及被政客或社會賦予的話語權，短期內也不可能被壓制。
是以，當特朗普時代黯然落幕，社交媒體當下對右翼的反攻便不僅是「正本清源」，不僅是「政治正確」，亦是積蓄能量和自我生存的權宜，是其試圖與下一屆白宮想綁定的算計，其所昭示的，是美國政壇右翼沉寂之後，左翼內兩股力量的新一輪爭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