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元首慘遭封路 需要步行前往領事館》——這個標題看似是為博人眼球而寫出的虛擬故事，卻在今年9月真實發生在美國紐約街頭。雖然事件最後沒有造成太大影響，但成為了國際笑話，也讓人不禁發出疑問：紐約是否適合繼續作為聯合國總部？
戰後美國具壓倒性優勢
今紐約總部成國際笑話
9月23日聯合國召開大會，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出席大會時意外遭到警方臨時封路，一問緣由竟是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車隊經過。馬克龍與警方交涉未果，只能打給特朗普「訴苦」並請求放行但失敗，最後步行30分鐘前往法國大使館。隨後，包括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南韓總統李在明，也因為相同原因被警方臨時攔住，在溝通後無果只能步行離開。
聯合國總部的設立，本身就經歷過一段曲折的故事。在聯合國設立之初，各國代表認為成立聯合國的目的是要塑造新世界，而美國在「二戰」中起到重要作用，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又是新大陸，因此在投票階段，美國以壓倒性優勢被選為總部的設立國家，之後確定在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選定城市。
聯合國組織的考察團為此曾考慮過波士頓附近的康科德小鎮、紐約北部的威斯特徹斯特郡和法拉盛，但都因為遭到居民拒絕等原因多次碰壁。在此情況下，當時的美國石油大亨洛克斐勒希望能將聯合國總部留在故鄉紐約，所以以高昂的價格買下紐約第一大道的一幅土地並捐給聯合國作為總部地址。至此，聯合國總部選址塵埃落定。
交通不便逐漸成為常態
拒發簽證影響會議進行
時至今日，紐約是否適合再承擔聯合國總部設立城市這一責任已被廣泛討論。筆者認為結合近期美國的所作所為，聯合國總部不適宜再設立在紐約，主要由於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紐約交通的安排不便利，十分影響聯合國大會的展開，長期下去可能逐漸演變為常態化，不僅會干擾聯合國大會的正常舉行，還會對議事進程和決策商定都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美國近來多次拒絕向某些聯合國成員代表發出簽證，導致這些國家代表無法參加聯合國大會。8月，美國國務院以「國家安全利益」為由拒絕向巴勒斯坦總統及約80名巴方官員發放簽證；9月，美國限制參會的巴西衛生部長在當地的活動范圍，之後又宣佈對伊朗代表團實施收緊出行範圍及購物權限等多項限制措施，還因為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公開指責美國中東政策而吊銷其簽證。
削弱成員國的互信基礎
與聯合國疏遠難再勝任
多個國家領導人或代表，都由於美國的拒簽行為導致無法參與聯合國會議。這違反了聯合國建立的初心。若任此現象持續發展，不僅將影響聯合國會議的協商效率，還可能削弱各成員國之間的互信基礎，會議決策的權威性與執行力也將面臨挑戰，對聯合國的穩定與發展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此外，美國和聯合國之間關係的疏遠，也使其不再適合作為聯合國總部的所在地。據美國媒體報道，今年以來，美國幾乎停止交付聯合國會費，共拖欠超過30億美元。而且今年2至7月，美國宣佈退出包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和教科文組織在內的多家聯合國機構。
可見美國和聯合國之間的關聯和互動越來越少，兩者的信任和合作基礎日益薄弱，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將聯合國總部設於美國已不再適宜，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審視總部所在地的合理性，以符合未來多邊合作的需要。
亞洲崛起全球重心東移
中國尊重多元適合選址
為此，筆者提議將聯合國總部設立在香港，其合理性和優勢主要體現於以下幾點。
首先，現今全球重心東移，亞洲逐漸成為世界格局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亞洲經濟體逐漸崛起，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快速增長，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也實現經濟一體化，國際投資者將資金和發展向亞太地區聚集，進一步強化亞洲的經濟地位。隨着經濟實力的增強，亞洲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也顯著提升，對全球政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再加上亞洲人口佔全球人口約60%，聯合國成員國中，有四分之一是亞洲國家，說明亞洲國家在聯合國中也佔據着主要地位，是不容忽視的關鍵力量。經濟實力與政治影響力的相互促进，加上人口優勢和聯合國內的影響力，使亞洲成為聯合國下一個總部設立候選地區的主要選擇對象。
其次，環顧亞洲，中國是聯合國總部設立的不二之選。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禮儀之邦，數千年「以禮待客」的文化基因，與聯合國作為「世界客廳」的功能定位高度契合。從國人口中代代相傳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到當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對多元文化的尊重，都體現出中國對外來訪客的歡迎與接納。共建「一帶一路」、深度參與氣候變化、維和等國際議題等政策也體現出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推動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的誠意與擔當，與聯合國倡導的包容性發展一脈相承。
獨具制度優勢地理條件
聯合國總部應遷至香港
最後，筆者認為香港在中國所有城市中最適宜成為聯合國總部的新選址。香港是全國最開放和最國際化的城市，擁有獨特的政策優勢和地理條件，也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與內地和海外市場聯通，積極發揮「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經濟方面，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是享譽世界的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政府也積極把握發展機遇，推進產業多元化和創新科技發展，增強香港的國際競爭力，也為國際機構提供堅實的經濟與技術支持。更值得強調的是，香港行的是普通法，國際調解院總部也已正式落戶於香港，將在明年年初開幕。這一重要國際組織的進駐，不僅體現了香港在國際上的日益提升的認受性，也彰顯香港在法律、調解、仲裁等專業服務領域的卓越能力，為國際組織的運作提供了穩定可信的法律基礎。
聯合國作為國際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組織之一，其總部的設立承載着促進國際合作與和平的重要使命，應是重中之重。筆者不否認當時的紐約是十分合理的選擇，然而，隨着世界格局變化和重心的轉移，紐約作為總部所在地的局限性逐漸展現。反觀香港，其獨特的制度優勢、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國際化的價值觀，恰恰適合成為聯合國總部新址，並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與視野。
作者周伯展醫生是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