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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頓：國際援助是幫受援國，還是害了受援國?破解援助困境的方法是在受援國以外做工作，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安格斯•狄頓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2014年，富裕國家向貧窮國家提供了1370億美元的援助，另外還有通過非政府組織(NGO)提供的大量資金。人們願意捐助，因為他們覺得有道德義務去幫助那些赤貧之人。然而，我們仍不知道這些捐助對他們是幫助還是傷害，也不知道如何讓這些資金發揮好的作用。
看上去很明顯的答案是向那些處境最艱難的人提供援助。然而，許多最需要幫助的人都生活在援助被浪費的國家——因為戰爭，因為他們的政府剝削本國公民而非幫助他們，或是因為政府幾乎沒有治理能力。把錢直接(或通過NGO)交給公民，無法阻止一個強大的“壓榨型”政府。
把援助交給貧窮國家的好政府可以發揮作用，但有能力的政府有其他(通常更好)的選擇，如從國際資本市場獲得貸款。無論什麽性質的政府，大量援助流入都會讓領導人脫離人民的需求，讓他們變得像坐擁礦山或石油收入而無需公民合作的獨裁者。僅在非洲，就有十多國政府超過一半的收入來自外國援助。
援助管理者也很為難。援助國公民的願望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組合：他們既要求援助必須發放給那些最需要的人，又希望援助必須產生預期效果。
如果我們只資助那些經過徹底評估並顯示可行的項目，結果會怎樣?但評估很少能預計到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當外國人幫一國政府履行了它該履行的職責，或者外國人提供的物資代替了一國內部提供的物資、使得該國政府喪失對受益者的責任感，該政府就會減少自身提供的物資。這種基於“可行項目”的援助理念還存在一種風險——以(通常是外國人的)技術專家認為(當地)人民應該需要什麽代替後者真正需要什麽。正是這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可以解釋，為什麽許多項目成功了，而受援國卻垮掉了。
破解援助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在受援國以外做工作，並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這樣的例子包括基礎科學研究，特別是在醫療領域;更好地控制武器貿易(為什麽一些如此熱心對外援助的歐洲國家又如此熱衷於出售武器?);實施有助於減少貧困的貿易政策;為那些與更富有、更大、更有優勢的鄰國談判貿易協議的國家提供高質量、無偏見的建議。
出於同樣的原因，我贊成用援助資金幫助難民和移民，不是因為他們比那些留在本國的人更貧窮(很少出現這種情況)，而是因為這樣一來錢就花在援助國國內，其效果可以由出資者監督，進而可以在信息充分的條件下進行民主辯論。當然，重新分配資金時，我們需要謹慎對待削減哪些項目。
這是否意味著援助只應遠距離提供?有效的援助是否意味著要排除那些我們知道可以拯救、但是身處受援國國內的人?我不這樣認為。
近年來最偉大的援助成就之一是，如果沒有援助的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很多人可能活不到現在，還有許多兒童因使用經殺蟲劑處理的蚊帳以及母嬰間HIV病毒傳播的減少保住生命。即使援助提供的物品減少了當地政府的責任感，從而可能威脅該國民眾的未來健康，但這一問題是在今天(一定能夠)拯救的生命與明天(可能)失去的生命之間的取捨。我們當然應該做出保護今天的生命的決定，特別是如果我們小心翼翼地盡我們所能減少(我不相信我們能根除)長期的負面後果。
最近與全球艾滋病、肺結核和瘧疾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的交談加強了我對於我們應遵循此路線的信念。該基金之所以能夠在多數國家實現協同效應，是因為他們的藥品是在那些同時提供其他醫療服務(如婦幼保健)的診所供應，從而可以在實現既定目標之外提升整體醫療效果。
該基金認為，如果各國能為本國的藥品及醫療系統提供資金的話將會更好，而該組織在幫助各國自己提供資金、而非依靠國際援助方面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該基金要“關門大吉”還需要時日，而這正是它的目標。但如果今天就關門，許多生命將得不到輓救，這是一個高到無法讓人接受的代價。因此，此類輓救生命的項目不適用“不宜在受援國國內進行援助”的觀點。
本文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
譯者/申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