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首相布朗：全球化自身有弊端

　　崔瑩：英國前首相布朗舉辦講座，闡述了他對英國退歐、全球化的看法，並建議G20峰會簽訂“國際貿易協約”。

　　英國華裔自由撰稿人 崔瑩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攝影

　　這是筆者第三次見到戈登•布朗。第一次是在2005年，戈登•布朗擔任英國財政大臣時，陪同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到愛丁堡龍比亞大學，與該校新聞專業的同學交流，那時候他意氣風發，已被預測為“英國未來的首相”;第二次是在2011年，戈登•布朗返回母校愛丁堡大學做關於經濟和就業的講座，當時他辭去工黨領袖不到1年，看上去一副倦態;這一次，2016年8月29日，在英國脫歐後的2個月，戈登•布朗出現在愛丁堡國際圖書節，做了題為《蘇格蘭、英國和歐洲》的講座，分享他在歐盟公投前的著作《英國：帶領，而不是離開》，並闡述了對全球化、脫歐後的英國如何發展的觀點等。觀眾座無虛席，與圖書節期間其它公共講座相比，很多記者(包括從倫敦趕來的記者)聆聽了戈登•布朗的講座，並競相提問，使得這場公開講座更像是前首相的新聞發布會。

　　和愛丁堡國際圖書節同時舉行的是愛丁堡藝術節，戈登•布朗回憶他曾在蘇格蘭電視台工作過2年，並負責愛丁堡藝術節的報道。當年，他在愛丁堡藝術節結識了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戈登•布朗對安東尼•伯吉斯創作的《發條橘子》很感興趣，並很好奇他如何寫出這本結尾很令人沮喪的書。安東尼•伯吉斯向戈登•布朗解釋，他把這本書的版權賣給了美國的出版商，但是出版商不喜歡第21章，也就是最後一章，所以只買了前20章節的版權，也就是大多數人看到的那個版本的故事。結果，前20章的內容實際上都是安東尼•伯吉斯不喜歡的內容：一個年輕人被捲入暴力、他感到凄涼，絕望，書中沒有一點樂觀，但是第21章是關於贖罪的，年輕人發現了自己的錯誤，開始新的生活，壞事最終變成了好事。戈登•布朗很委婉地用這個故事來比喻英國目前的處境，“過去幾個月，英國發生了很糟糕的事情，特別是脫歐，但是我今天在想的是：如何變壞事為好事?”

　　在英國公投前，戈登•布朗曾數次呼籲民眾投“留歐票”，他是堅定的留歐派。他在新書《英國：帶領，而不是離開》中闡述了留在歐盟可以讓英國更繁榮、安全、有保障。他希望英國能夠成為歐盟的“領頭羊”，而不是離開歐盟。

　　戈登•布朗在講座中指出：公投結果顯示出英國公眾對現有政府、現有觀念的反叛情緒，他們所反對的不僅僅是政治精英，而且包括商業精英、文化精英和金融精英。所以，保守黨的英國首相卡梅倫辭職，三個反對派政黨競相在換新的領導人。甚至英格蘭的民意調查表示，45%的英格蘭人願意投票給支持英格蘭獨立的、並不存在的“英國國家黨”。這些都意味著英國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直到目前，英國的局勢依然不明朗。戈登•布朗表示，保守黨的做法早就可以預料：盡管領導者們失敗，但是他們依然獲得獎勵，這如同18世紀，諾斯勛爵(Lord
North)丟失了美國，但他依然獲得女王頒發的榮譽獎勵。戈登•布朗講了一個笑話：那天，唐寧街10號唯一沒有從戴維•卡梅倫那裡獲得獎勵的是一隻虎斑貓。他繼續調侃，英國所有的奧運冠軍都該被冊封為爵士，但是他們發現這些爵士名額都已經被那些失職的內閣部長們占用了——也正是同一批政客不解公眾為何對他們充滿了不滿。

　　戈登•布朗繼續強調，英國脫歐的結果所反映的不僅僅是英國自身的問題，也是歐洲的問題，甚至是全球的問題。他指出，反全球化的抗議到處都是。如果你今天去奧地利，你會發現當地正舉辦總統選舉，兩個從1945年就主導奧地利政治的兩大黨派只獲得20%的選票，78%的選票支持獨立黨或其他反對中央的黨派。如果你去愛爾蘭，你會發現在幾個月前的選舉中，兩個從1920年就主導愛爾蘭政治的黨派愛爾蘭共和黨(Fianna
Fail)和愛爾蘭統一黨(Fine
Gael)獲得投票的總和低於50%。如果你去西班牙，從上世界70年代主導政治至今的兩大政黨也只獲得50%的投票。匈牙利呢，也正準備公投，之前他們迫不及待的要加入歐盟，現在他們反對的是歐盟的核心原則，他們希望停止人口的自由流動。如果你去荷蘭，民意領先的荷蘭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 和右翼的自由黨(Liberal
Party)，都是反歐盟、反穆斯林、反移民的。德國呢，“德國新選擇黨”正在逐漸得勢，而他們是支持民眾擁有槍支的。如果你去法國，會發現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中，只有38%的民眾對法國是歐盟的成員國感到滿意。意大利的局勢更令人難過，意大利左派政治組織領導人畢普•格裡羅(Beppe
Grillo)，他也是五星運動的領導人，他發起反對腐敗的運動，但他本人就逃稅。幾周後意大利將舉辦公投，如果意大利政府失利的話，畢普•格裡羅很有可能成為這個國家權力的中心人物。

　　很多人抱怨、不滿意全球化，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戈登•布朗總結：是全球化本身的問題——貨物和服務來源於全球，而非來源於本國。全球的資本流動為商家和具備某種才能的個體提供了豐富的機會，但是卻導致那些失業者的不安，那些失業者、被淘汰者看不到自己的位置，他們更為孩子們的將來感到擔憂。有成百萬的勝利者，就意味著會有成百萬的失敗者!

　　做為經濟學專家，戈登•布朗是經濟全球化的推崇者，但他毫不諱言全球化的弊端。他指出全球化促使人們合作，因為人們無法獨自應對全球的金融風暴和環境變化，但是全球化也促使人們自然而然產生這樣的反應——歸屬感。因此，一方面，各國需要發展經濟，關註環保，保持金融穩定，另一方面，遍佈歐洲的所有運動都在喊這樣的口號，包括在美國，唐納德•特朗普喊出的口號是“重新奪回控制權”。因此，戈登•布朗指出，“在這個復雜變化的世界里，人們沒有安全感，尋求庇護、保護，我們不得不尋求這樣的方式——既能讓個體受到尊重，國家擁有更多主權，又能同時可以繼續合作。也就是說，現代世界的最大的挑戰是我們既要有相互的合作，同時又要保持各自的身份(identity)”。

　　戈登•布朗認為在當今社會，人們對身份的認同決定了他會將選票投給誰，而此之前，可能是人們所在的階級、他們各自的宗教信仰影響他們投票。戈登•布朗繼而解釋了“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的含義。身份政治並非人們以自己的與眾不同為驕傲，把自己和別人分開，如果事情變得糟糕，他們會埋怨那些外來人，而是相信比自己更重要的別的什麽東西，人們試圖通過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共同體的一份子，去尋找生命中更多的意義。尋找身份的過程，也是創建道德共同體(moral
community)的過程。戈登•布朗指出，無論英國，還是歐洲其他國家，所面臨的挑戰顯而易見：如何尊重人們的身份?一些問題需要合作時，怎麽處理?如何讓人們達成在憲法制度上的共識?

　　英國脫歐的結果，給了人們進行新的決定、新的選擇的機會，但人們需要用新的思維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是陳舊的觀念。戈登•布朗呼籲，“我們是離開歐盟，但非離開所有的合作。我們都要勇敢地說，在反恐問題上，在環境保護問題上，我們是有必要和歐盟繼續合作的。”他又以蘇格蘭為例，建議如此構建蘇格蘭和英國之間的關系：需要更多聯邦式的安排(federal
arrangement)，需要制定一些“家規”(home rule)，而不是一方將權力移交給另一方，或者獨立。

　　在講座的提問環節，有中國記者提問戈登•布朗對9月4日即將在中國杭州召開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的希冀，戈登•布朗表示他會去參會。戈登•布朗認為全球經濟發展太慢，令人憂心忡忡，而這個會議的召開就是希望各國能夠互相合作，促進全球經濟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為6.5%，歐洲經濟幾乎不增長，自從經濟衰退後，美國經濟也增長緩慢。假使要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讓經濟更繁榮，就需要各國彼此的合作。在經濟衰退前，國際貿易量的增長為8%，如今，國際貿易量的增長僅為2-3%，處於過去40、50年最低水平。戈登•布朗建議應該加速國際貿易交易，並有必要簽訂“國際貿易協約”，比如，促使美國、中國、歐洲國家和印度等國家都被納入這個條約，只有這樣才能推動全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G20峰會的召開是否意味著中國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戈登•布朗對此避而不答，他開玩笑，“全球化是否需要一個領導者?那他一定是具體的人，比如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 ，他大概最能夠號召大家努力工作。如果能有這樣一個具體的人去領導全球合作的話，我想人們一定會鼓起勁頭兒工作。”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