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最佳反恐利器是文明共识

　　2001年9月12日下午，阳光明媚。我碰到一个同学，他欣喜若狂地告诉我9·11袭击的消息，然后拉着我奔向电视。镜头里正在反复滚动播放飞机撞楼的镜头。那一刻我只记得自己感到震撼、难受，但主要是茫然。

　　很快，周围的人们开始变得兴奋，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咎由自取，有人甚至开始高声欢呼。我很快被周围的兴奋情绪所感染，成为了随后几天里随处可见的紧张而又兴奋人群中的一员。9·11发生后，虽然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表达了谴责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立场，并对美国遭遇的人道主义灾难表达了慰问，但我们的社会与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性质似乎还很陌生。

　　此后的十年中，9·11当天的这个场景并未消逝，它总是在我似乎已经淡忘的时候突然跳出来，午夜梦回时会突然想起这一幕。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开始为事发时的兴奋感到难堪，开始为自己当时的懦弱和是非不分感到羞愧。在15年前那个无数人遭受屠杀的瞬间，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制止和反对朋友们的欢呼，为什么我没有勇敢地表达对无辜者的哀悼?

　　数年后一个同样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了纽约9·11事发现场。“归零点”的墙上贴满了遇难者的照片，都是生活照，每一张脸上都洋溢着或是灿烂或是羞涩的笑容，仿佛他们并未远去。亲友们在照片旁边写下了他们的故事，零乱而又感人，仿佛在无言地诉说：“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真实的生活过”、“请不要忘记我”、“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何始终无法忘记9·11那个瞬间。

　　即使我们被蒙昧和仇恨暂时裹挟，即使我们极力放纵，内心深处的良知依然使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因为，暴力就是暴力，无论披上什么样华丽的外衣，无论出于怎样义正词严的借口。对暴力的态度决定了暴力距离我们有多远，对他人生命的珍视程度，称量着我们自己生命的分量。能否同情弱者、能否宽容异端、能否对暴力说不，决定了我们是野蛮还是文明。9·11 并非仅仅是美国人的灾难，它也是人类的灾难，是对我们所有人内心深处的良知的拷问。

　　9·11发生时，我们还未意识到恐怖主义将改变我们熟悉的世界，并最终成为我们这一代挥之不去的魅影。9·11使美国仓促转入“反恐战争”体制，开启了十年“反恐战争”的进程。虽然战争最初的一个月可谓摧枯拉朽，但没有人意识到，美国已经进入了越战之后最漫长、最惨重的战争泥泽，还将面对复杂的族群认同冲突与艰难的社会和解挑战，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被改变了。

　　9·11开启了冷战之后新一轮国际恐怖主义的高潮，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开始遭受恐怖主义的威胁。2011年，在9·11发生十年之际，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持续暴恐活动的伤害，正在与恐怖主义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2016年，在9·11发生15年之际，世界迎来了新一轮的国际恐怖活动高潮，欧洲、东南亚、中亚、非洲萨赫勒地区持续上演惨烈的恐袭悲剧。

　　事实上，国际恐怖主义的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恐怖主义的主要生存策略是寻找国家之间、族群之间、文化之间、教派之间的分歧、误解、敌意，并不断扩大这种分歧，最终撕裂人类共同体。因而，人类社会的理解、同情、共识、团结是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本武器。为此，世界各国均应高度警惕基于国别、族群、文化、教派的偏见与歧视现象。

　　最好的反恐政策是社会政策，最佳的反恐利器是文明共识。人类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包括欧美在内的主要反恐国家在猝然遭遇恐怖主义时，都曾经出现过认识误区，并都曾为这些认识误区付出过惨重代价。时至今日，激进的种族主义言论在西方政治空间回潮，说明了人类的理性在面对恐怖主义威胁时依然具有脆弱性。

　　事实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人类社会对于生命、尊严、平等、人道等基本文明共识的坚定程度，影响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兴衰，也决定着国际反恐斗争的成败。从这种意义上而言，9·11开启的国际反恐斗争还远未结束。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瞬间。

　　(注：作者是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特聘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