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伟们犯了中共意识形态的什么忌？

北京时间6月7日晚间，微博等中国主流社交媒体宣布关闭“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名侦探赵五儿”等一批娱乐向的自媒体账号，小资女性的精神家园“咪蒙”亦遭波及被禁言。此前，北京市网信办约谈微博等网站，责令它们加强用户账号管理，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批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交媒体账号，“粉丝”均以千万计。关闭禁言这些账号，可能导致页面浏览量的巨额损失，进而影响社交媒体公司的商业利益，一定意义上如同“自断经脉”。但对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来说，在生存法则之下，它们没有其它选择项。

中共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的这一次行动，和此前禁止非官方媒体发布时政消息的举措一起，被视为官方收紧意识形态的又一行动。除了特殊时间点和敏感纪念日之外，每逢五年一次的换届大会前夕，中共都会提前铺排、加强管控，以确保万无一失，避免“杂音”干扰大会议程。

不过，此次整顿清理泛娱乐化倾向的自媒体号却是前所未有的。之前意识形态管控的对象多局限于政治领域，尽管微博公知大V及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网站被关闭，但吃喝玩乐、追星八卦这些对政治基本无害的领域，自媒体号活得自由自在，除非人肉搜索触及法律的底线，管控机构鲜有顾及。

这几年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中国自媒体人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其中一些人在吃喝玩乐等泛娱乐化领域寻找空间并做到极致。比如咪蒙，她曾经受新闻理想的感召在南方报系工作12年，最后以副刊杂志编辑的身份从传统媒体黯然离场，投入到新媒体内容创业的洪流。

在禁言之前，咪蒙微博账号的关注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这些“粉丝”成了咪蒙本人的金矿，她凭借广告收益年入千万，她的助理月薪也高达5万。为了流量，咪蒙迎合中国读者的恶趣味，其文章典型的标题如下：《那个得到性病的女大学生教我的事》、《我爱你，所以让你去睡别人》、《我老公嫖娼，被我前男友抓了》。

正如传播学名著《娱乐至死》所批判的，民众沉迷于娱乐八卦，会丧失思考能力，甚至主体性的尊严，异化为“无脑的土豆”。娱乐八卦在某种程度上有愚民的功效。而且，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游戏、综艺、直播等娱乐文化产业产值庞大，还能为政府缴纳真金白银的巨额税收。

但事情在发生变化。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社交媒体的自媒体号和营销号，联合大肆炒作中国娱乐明星王宝强离婚事件，其吸引到的社会关注前所未有。这或许让中共开始意识到这些自媒体号和营销号的影响力和破坏力，而这次被采取关闭的自媒体账号，基本都积极参与了王宝强离婚事件的炒作。

但更深原因草蛇灰线，早已伏笔千里。2013年习近平的8·19讲话，曾在海内外引发广泛争议。在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批评一些媒体猎奇、猎艳整天报道鸡零狗碎、风花雪月的事情，认为这些对社会只能起负面作用。但此时，中共意识形态当局的精力，主要耗费在自由派大V和死磕派律师身上。

2015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政治文件由中国官方通行社新华社发布。这份政治文件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如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选中的地位。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里，习近平再次批评网络媒体搜奇猎艳、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并以古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阐释正能量流行文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泛娱乐化的自媒体大肆炒作明星出轨、富二代绯闻等，随之曝光的是明星富豪们大量的奢侈生活细节。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贫富差距巨大的中国社会，过度曝光明星富豪们的奢侈生活，会激起普通民众的欲望和不满，不利于维持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在两千多年已看到这一点，并在他的《道德经》中教授君主们统治术，叮嘱他们“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

卓伟的账号已被封，目前有很多小号爆出(图源：@黄石周边事)

2016年，高校和社交媒体两大意识形态阵地已稳操于中共手中。曾在社交媒体草莽时代呼风唤雨的自由派大V，大多被雨打风吹去。于建嵘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五岳散人代购日货打理生意，任志强账号消失声音全无。这一年的中共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要求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首次提出新媒体也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

在中共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之内，只问八卦娱乐不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媒体号，就这样逐渐变得面目可憎。可见，此次管控机构“痛下杀手”，娱乐八卦公号接近团灭，并非只是权力傲慢肆意而为，这次行动背后是中共意识形态新逻辑的自然演绎。正如中共党媒所言，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没有休止符的网络空间战、价值争夺战。自媒体人“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好日子，从此要结束了。

但我们可能需要追问，封停这25个自媒体号的逻辑究竟是什么，这25个自媒体号是以怎样的标准筛选的?真的是像管理机构所说的猎奇、媚俗，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那么毒舌电影、严肃八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划入这一行列，这背后是不是有其它不为人知的利益斗争呢?恐怕要时间来给出答案。

相关评论：

6月8日，人们突然发现继6月7日@中国第一狗仔卓伟、@八卦_我实在是太CJ了
等多个知名八卦的新浪微博账号被封之后，毒舌电影、严肃八卦、关爱八卦成长协会、男人装等知名娱乐微信公众号均已被微信查封，其中不乏粉丝数已过千万当量公众号。

相对于以往对涉及时政的微博、微信账号的关闭，中共此次对并不直接涉及时政类的自媒体账号进行关闭，令人匪夷所思。人们在不解的背后或许会提出一个问题：中共担心什么?

从中共官方对于娱乐化议题的态度看，前几年中国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就已经出台过类似于“限娱令”的政策，限制娱乐化节目在电视媒体的传播档期。同时，无论是从中国高层，还是中共文宣系统都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反对所谓“三俗”。

且不说所谓“三俗”的标准是否合理，一些影视作品的个别镜头是否属于“三俗”。所谓“三俗”只不过是给泛娱乐化现象贴上的一个标签，给他们下得一个定义，中共真正担心的是舆论场的泛娱乐化。

娱乐化有什么不好吗?从某种程度上，娱乐化是文化领域市场化的晴雨表，市场化的文化领域必然是娱乐化。但是，当娱乐化成为趋势时，很容易就会演变为“泛娱乐化”，即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成为一种通用的叙事，成为广泛的公共议题叙事。

中共加强意识形态管控(图源：Reuters)

美国传播学家、环境生态学派泰斗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不无悲观地忧虑：“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事实上，泛娱乐化趋势造成受众对于公共议题的叙事渐行渐远，表现为对公共议题、公共事件的冷漠与恶搞，从此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在美国传播学界流行的“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曾得出一个结论，媒介不仅可以影响受众思考什么问题，也会影响人们怎么想。通过媒介动员社会，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运作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大陆，都是在强大的国家动员机制下进行国家建设的，而这其中就是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

而议程设置现象的运行机制，就是媒介将自己关注的议题成功转化为公众关心的议题，使得媒介议题的显要性和公众关心的议题的显要性一直。比如，媒介近期主要在能源、经济和外交问题上着墨，同时调查显示公众近期关注的议题也是能源、经济和外交问题，并且公众对相关议题的态度与媒介宣传的价值倾向相一致，这种现象就是美国传播学家所揭示的“议程设置”现象集中关停娱乐公众号
中共担心什么

事实上，中国大陆经常所说的“相应党的号召”，就是议程设置现象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议程设置理论泰斗、美国传播学家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在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议程设置现象需要满足两个前置性条件，其中一个就是议题的相关性。所谓议题的相关性，就是受众认为媒介所传播的议题与自身具有相关性。媒介设置的具有相关性的议题，才能成功将其转化为受众关心的议题。

反观泛娱乐化趋势，实际上就是在解构议题与受众的相关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沉溺于泛娱乐化趋势的受众即被从公众议题环境中驱离，长期的结果就是受众再关心公共议题，最终使得议程设置作用式微。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媒介议程设置作用的衰落，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动员体制将逐渐乏力。社会动员乏力，对于中共意味着什么?了解中国大陆现状的人，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