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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时报讯】特朗普上台之后，世界贸易格局剧烈变化。随着多个双边零关税协定的推进，使中国获益良多的WTO会被逐渐边缘化。站在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上，中国何去何从?我们须超越贸易层面，更深层次的认识中美关系、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有“相对的同一，绝对的斗争”之说，中美关系亦是如此。
互补
简而言之，华盛顿模式的特征是个体高自由度、高人权状态、小政府;而中国模式则是低人权、低自由、大政府模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国际分工，承接西方技术扩散。在这个阶段，低人权、大政府的中国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可以实现快速追赶。甚至在创新领域，依靠国家投入、经济规模优势、科研去意识形态化等措施，也未必落后于华盛顿模式。
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后，中国模式向西方提供给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资本的利润率，经贸关系变得密切，甚至于形成中美精英共治中国劳工的局面。同时中国模式通过缩减福利、减少消费、增加投资，倾向重工业等方式加速吸收资本与技术，迅速增强自身的实力。2025规划的经济因素，正在于此。
在非民主机制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虽然这会减少民众福利，但迅速发展的经济与技术做大了蛋糕，民众察觉到的生活与福利水平是提高的。
以上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矛盾
矛盾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中国模式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基因，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矛盾的历史路径。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后，矛盾有了新的机制。
低自由、低人权、高统御才能抑制工资，是双方互补的基础，但在中国内部，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户籍、留守儿童、高税负低福利等现象，相对于华盛顿模式，就形成道德劣势，进而产生内在压力，使得中国模式需要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强调“另一条道路”。但道路的尽头，逻辑推论必然是“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即“华盛顿模式是错的”。
所以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矛盾与对抗，既源于历史，也内生于两种模式的互补性中，是根本性的。
这种对抗性并不仅仅指向美国，也指向整个西方世界，并有意识塑造一种奇怪的历史观：作为二战战胜国、常任理事国、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技术扩散的受益者，中国却把与西方的关系定位在200年前的八国联军时代，然后衍生出中国民众普遍的对西方世界的屈辱感与对抗心态。于是，中国人看世界时，屈辱与自豪、焦虑与“厉害了”、阴谋论与“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并存。汇率波动、美联储政策，往往被解释成对中国的攻击;谈到日本广场协议，中国人比日本人还情绪化、也更倾向于阴谋论。这种不信任感，反过来在政策上，就指向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就是2025计划的政治因素。
所以对抗性既源于历史，也有现实政治的需要。
脆弱的均衡
低廉劳动力与人权问题、反西方是中国模式不可分割的两面。对于这一点，即便美国的政治精英没有明白，也会通过利益渠道，传导到民主政治中。当互补性压过了对抗性，美国政治议题中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声音变弱。另一方面，恐怖主义兴起给中国制造了战略崛起机会。“中美国”均衡由此形成，这期间那怕出现过重大事件，负面影响也很快消除。久而久之，变为理所当然。
中美贸易的逆差，很强的转移性，很多是外国公司生产，利润也是外国公司拿走大头，且提供低廉价格的产品。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中国实力增强。从这个角度，中美的互补性滋养了中美的对抗性。
由此，均衡必然会逐渐失衡。
来自“中国算法”的挑战
工资增加，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变小，互补性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已接近美国的60%。更为关键的是，这个经济规模，服从于中国模式特有的算法。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华盛顿邮报》总编唐尼的采访时，讲过这样一句话:“13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你用乘法来算，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如果你用除法的话，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的数目。”
如果当年温家宝想强调的是除法，如今，则是乘法。
中国模式有着强大的统御力，在很多时候，可以灵活的选择在什么问题上做乘法，在什么问题上做除法。比如，在军舰、对外贷款、援助、补贴高科技方面做乘法，谈总量优势。在医疗、教育投入上做除法，谈人均国情，降低在福利上的开支。这种算法令西方迷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说中国是发达国家，中国人均GDP不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医疗开支不高，农村老人每月养老金才10美元。可是说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量向外提供援助、贷款;有一艘航母并正在制造其余两艘、还有天宫、神州;同时也有华为、中兴，政府提供大量的补贴支撑企业;还有比西方更繁华的城市。
应该看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用主义而渐进探索出来的，并没有完善的理论，完整的规划，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多时候，民族复兴，只是一套路径依赖的话语体系，也一直有意识的被限制在国内。所以在这一点上，西方过高估计中国对外的能力与野心，比如班农与马蒂斯的观点。但也应该看到，意识形态基因是存在的，甚至是被强调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国的经济、技术、外交政策，一直蕴含着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冲突。随着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变化，加之民间舆论基础，未来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是存在的。
美国人的危机感
中美均衡的前提是，安全。对美国人来说，双方实力悬殊时，可以接受这种对抗性。那么当工资上升导致吸引力下降，国力增强，GDP接近美国且被中国算法放大，同时存在普遍性的反美情绪，以及背后的根本性对立的情况下，原本由实力差距形成的安全感就被打破了，变为一种可感知的威胁，对立就压倒了互补，均衡就必然打破。反美与亲美两手抓的游戏，就不可持续了。
中国模式的互补性，低人权优势，挤压美国蓝领工人。同时中国的挑战令美国精英有危机感。这两个因素同时造就了特朗普。从这个意义上，2025计划与特朗普的兴起，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不是巧合，不过人们只记得前者。
某种程度上，在中国模式内生的系统性误判之下，中国人提前打破了这个均衡。希望美国人、西方国家，把三线小城里面的反美标语、反美大V，同中国剥离开来，这是不现实的。于是，特朗普成为那个大叫吵醒其他人的人。
现在很多人说要重回韬光养晦，但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问题并不是没有韬光养晦。引发对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根本性的对立，与经济、技术发展在中国算法之下导致的不安全感。顺水行舟，不止则进。周小平之流，不过是喊了一大嗓子。捉迷藏时大声喊叫会引起注意，然后再也不可能被忽略，闭上嘴毫无用处。
回应
中国算法的本质，是高动员能力、政府统御各种资源。
华盛顿模式，在通常的状态下，没有办法应对来自中国模式的挑战。在华盛顿模式中，工会、公民权利，产生了福利化、工资刚性等特征，这提高了工资与福利，但限制了资本的利润水平，进而导致资本与技术流动到低人权国家，在中国模式下被加速吸收。这会产生在生产力、产业链的宽度和深度，乃至劳动时长等方面的冲击，但是华盛顿模式无法降低人权，压制国内舆论，从而降低工资与福利;也无法压低国民的消费与医疗，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从而应对冲击，着眼于长期目标。
当然，这里的长期目标，其实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到底是国民的幸福是长期目标，还是国力的强盛是长期目标。能够实现长期目标的苏联不存在了，但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无论如何，华盛顿模式的确不擅长于高铁、大规模补贴、大规模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个时候，华盛顿模式有两个选择。第一，要求放弃中国算法。
美国并不同意中国的“买买买”交易，而是要求公平贸易。2025计划、政府补贴、国企等非市场化的形态，本质上都是中国模式的统御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放弃这些形式，即放弃了中国算法，这不但会加深中国与国外经济的联系，增加互补性，同时也会降低中国模式的统御力，进而降低对抗性。
这是华盛顿模式想要的安全声明。
与高统御模式对应的是，民主的确有助于降低对抗发生的可能性，但不仅因为价值观本身，而是因为其决策机制。战争总是伴随着利益的，越是下层，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往往越少，而人数却众多。因此在票决的机制下，多数人会尽量选择其他更为温和的争取利益的方式。
如果预算是各方面争吵的，那么军力的发展就会受限制;如果舆论是自由的，那么一场敲碎中国人脑袋的反日游行就没有那么容易;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华盛顿模式。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华盛顿模式，并不是没有动员能力，不管是二战，还是反恐，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旦降低对抗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华盛顿模式想到的当然是降低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即便这个互补性对它们有诸多好处。回顾前面的分析，高关税可以降低经贸关系，而限制技术输出则可以降低中国模式吸收技术，从而降低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
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吗?
“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与现存大国存在竞争，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现在，高至庙堂之上的顶级教授，低至江湖之远的出租车司机，都大谈“修昔底德陷阱”，用“修昔底德陷阱”来形容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似是”部分显而易见，中美之间的确存在竞争;但“而非”部分，则大谬且不易察觉，因而更加危险。“修昔底德陷阱”暗藏了一个前提，那就是竞争只存在两个大国之间，其他国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队，势均力敌。
但是，问题不仅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而是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部分国家之间。没有什么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中国模式挑战整个华盛顿模式。
华盛顿模式囊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进入绩效合法性路径依赖的中国，不再需要亚非拉的投票，但却离不开全球市场，特别是富裕国家市场。这个市场有创新、有技术、也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支撑技术创新。反观俄罗斯、非洲、中东、中欧，亚洲的一部分国家，从GDP总量、政治、技术、契约意识等多个方面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来看，比起华盛顿模式国家差得太多。
这不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多助与寡助之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理应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中有合理且与其实力相称的发言权。中国可以挑战美国、超越美国，但是中国不可能挑战华盛顿模式，挑战世界。对于华盛顿模式而言，“全球化的中国”，还是“中国的全球化”、“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这些问题必须加以回答。
值得指出的是，有一种观点，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解释成为对中国的民族、文化的戒备。这也即著名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观点。不过正如汤一介的看法：虽然儒家文化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有专制、暴力的一面，但作为民族理念形态，也有“和为贵”的包容性。所以，虽然中国的汉文化、儒家文化的确不同于基督、罗马文明，但儒家文化的中庸，非但没有形成冲突，反而调和、缓冲了非民主、共产主义特质与西方的冲突。
对抗的演变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压力还远未见顶。
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期几乎全盘落空，但中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绩效合法的路径。中国还可能像朝鲜那样进行苦难行军吗?前方的路虽然不明朗，但要往后退，却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离不开与华盛顿模式的互补性。
更重要的是，经贸关系使得互补性压倒对抗性，随着经贸降温，互补性给对抗性的滋养降低，这也意味着，对抗性的成分越拉越大，对抗性压倒互补性，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对抗必会出现，意识形态话题会极剧增长，中美关系就会完全翻转。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对抗，在当下来说，并不对等。管制言论、高税收、政治经济上的统御，本质上是一种动员。与此同时，华盛顿模式在立法、行政力量的决策过程、选举过程中，仍然充满争执与吵闹。有些人把这视为“纸老虎”、“经受不了苦难”，中国模式可以依靠“共度时艰”的高动员状态获得胜利。
把这视为华盛顿模式的弱点是错误的。这种弱点是阶段性的。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这种状态意味着实力层面的巨大的差距，一旦中美关系翻转，华盛顿模式跨越动员门槛，压力会继续增大。
意识形态对抗中，通过短波、越墙互联网、低轨互联网直接施压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一些脆弱点，如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留守儿童、农二代打工者、对上访群体、LGBT群体，喊话呢?此次疫苗事件之后，网上流传着伪造的特朗普相关推特，那么假设一下，如果他真的发了呢?
即便考虑到中国人具有更大的耐受性，但改革开放多年，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国能够承受随之提升的动员状态吗?
中国梦还是中国人的梦
中华民族的复兴，如果是GDP总量意义上的复兴，那么，现在以美国60%的体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独立建造飞船、航母、战斗机的国家，已然实现复兴。如果复兴的目标更进一步，则必然是追求科技、军力、国力的全球第一。这就必然是“中国模式”挑战美国以及盟国的华盛顿模式，以及二战后全球秩序。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对西方有着屈辱感，抱着敌视态度的国家，这种挑战意味着什么?
如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内部导向型的目标，是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那么与中华民族这种集体性的概念，在逻辑上就有不自洽之处。人均GDP意义上的复兴，即便抛开政治指标，指向的应该是，人均寿命、医疗开支、治安、教育水平、人口更替率、安全感、平等感等指标，那么更合适的称呼是“实现国民幸福”、“幸福中国人”等更具个体化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中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关注个体，中国才可能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经济增长空间与国际经贸与政治空间，实现世界政治经济的更大程度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