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貓時報訊】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接受明報專訪，他表示，前日（1日）深夜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嚴重傷害香港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利益，除需要嚴厲譴責，律政司和法院亦應精準檢控和依法嚴懲，以明確香港社運的合法界限，恢復法治權威性。他說，雖然香港政府並無將本次事件定性為暴動，個別人士的局部行為若觸犯香港有關暴動定性的法例，仍然有可能被檢控暴動罪。
反感源自不信任內地法治
田飛龍認為，修例只是導火線，爆發的根本原因在於近年香港經濟下行，青年人上樓難、發展難、競爭難、出路難；礙於本地相對狹窄的政策和資源空間，特區政府一直沒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他說，香港社會針對修例的反感來自於對內地體制、法治與司法的不信任，「這種理解和擔憂有歷史淵源，亦有一定合理性，正是近年來內地法治進步所需進一步去努力縮小的差異空間。但事件中有人在扭曲和抹黑內地法治和司法的實際進步，挑動兩地與兩制矛盾，刺激了香港人作為內地難民社會人員來源的歷史記憶，引起了民眾的普遍的恐慌，是極端不負責任的」。
兩地價值觀存差異 港青易受外部勢力操縱
他稱，香港回歸後兩地價值觀的差異和衝突，容易使香港青年人接受外部勢力操縱和灌輸。「除美國外，台灣官方到民間，從獨派團體到青年組織，比較全面參與支持了香港反修例運動，把香港青年人帶到了極限暴力對抗的危險的境地中。」上述因素都值得在運動之後，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改良管治的過程當中，認真去研究解决，使政治歸政治，法律歸法律，民生歸民生，「我確信一國兩制有很大的制度空間和應對危機的化解能力。」
他認為，衝擊立法會的極端暴力事件，是戰略學概念「超限戰」的社運運用。「通過一種超越傳統社運和平遊行路綫的極限施壓方式，有暴力和非暴力的夾雜，有網絡和街頭實體的結合，同時也有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誤解性的誤導宣傳以及藉助香港外部勢力的干預，是一種立體化多層次超越傳統社運的軌道和方法的極限發揮。」事件亦已嚴重傷害香港根本利益和國家發展利益，對此律政司和法院應精準檢控和依法嚴懲，以明確香港社運的合法界限。
他說，雖然香港政府並無將本次事件定性為暴動，但此僅為香港政府針對於整體事件而言。個別人士的局部行為若觸犯香港有關暴動定性的法例，只要有關證據固定，嫌疑人鎖定，則在具體案件中仍然有可能被檢控暴動罪。
政府應檢討政策經濟民生
他續指出，預期本次事件會快速推動反修例議題回歸日常法治軌道，使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能夠依法合理的做好後運動階段的社會重建，促進經濟民生發展和法治的恢復。而事件所帶出特區政府管治的政策性問題和經濟民生問題，亦應該合理回應和檢討。若後續仍需啟動修例，則要做更多公眾諮詢和民主協商的工作，澄清每個修訂細節的法律內涵以及法律程序的保障機制，尋求穩定理性的民意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