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特殊关系的复仇

【熊猫时报讯】75年前，美英两国如日中天。他们高举自由和民主的大旗打败了帝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诚然，他们的盟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对这些美好的理想有着不同的想法，并在对德作战中出力最多，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战后秩序还是由美英主导。

1941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纽芬兰沿海的一艘战舰上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规定了由英美主导的战后秩序的基本原则。最终击败轴心国后，他们设想的是一个国际合作频繁、多边机构协调和人民独立自由的世界。虽然丘吉尔拒绝将最后一点扩大到英国的殖民地，但罗斯福认为，英美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此争吵太多。

几十年来，尽管多次鲁莽发动战争，冷战中歇斯底里，并抱着机会主义心态支持一些非常不民主的盟友，英美仍然保持着自由民主和国际主义的典范形象。

而如今特朗普和英国脱欧的时代却打破了这种形象。在所有老牌民主国家中，正是英国和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取代了保守党派，统治了各自的国家。匈牙利和波兰同样如此，可它们从来都不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印度右翼也占了上风，但它也没有那样深厚的民主传统。

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借用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者的口号，高呼“美国优先”，后者比起支持罗斯福往往更同情希特勒。他们代表了罗斯福反对的一切。而英国背弃了欧洲，而丘吉尔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也是欧洲统一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尽管他对英国在统一欧洲中的作用含糊其辞）——绝不会宽恕这种做法。

怎么会这样？

原因当然很多，且不只在美国或英国出现：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制度的僵化、精英的自满、对移民的敌意等等。但我想说的是，这两个国家目前的麻烦与它们在1945年取得的最大胜利有关。

在摆脱孤立主义并打败轴心国之后，美国可能对自己的军事力量有些飘飘然。将丘吉尔（他在美国总是比在英国更受欢迎）视为领导典范的诱惑，已经让许多美国总统误入歧途。他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例外主义的牛头犬面孔，为自由而英勇站立，这对美国领导人的自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并不是第一个决定发动错误战争的丘吉尔崇拜者，以他在伊拉克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战争为例，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残暴，但其威胁性远不如希特勒。

特朗普让“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死灰复燃，他对国际机构和美国在民主世界的盟友的厌恶，多多少少来源于布什的灾难性战争。特朗普吸引的是那种在美国海外冒险中被送去送死的人——白人、农村人、往往受教育程度低、对东西海岸精英深感不满的人。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和布什一样是丘吉尔的崇拜者。他也对英美联盟有一种近乎救世主的看法，认为英美联盟的使命是要让世界摆脱当代的“希特勒”。在伊拉克战争时，他认为，在1940年英国最危急的时刻，只有这一个国家站在英国一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不得不和美国一起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撇开历史错误不谈（美国还没有参加对德战争），布莱尔的怀旧情绪起到了愚蠢的作用。

但是，从1956年的苏伊士到1960年代的越南再到2003年的伊拉克，自1945年以来，怀旧并不是总统和首相们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另一个萦绕在白宫和唐宁街10号上的幽灵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绥靖”。张伯伦意识到他的国家还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参战，于是让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远方的争吵”）。丘吉尔谴责这一政策是 “彻底而不可饶恕的失败”。战后领导人对被视为另一个张伯伦的恐惧，与重现丘吉尔辉煌的希望一样强烈。

虽然英国被这种虚妄的荣耀拖得接近破产，其最辉煌时刻的记忆却仍挥之不去，对国家的命运更具破坏性。英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所有努力都保持冷漠，这不仅是因为克莱门特·阿特利（ Clement Attlee）的社会主义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认为欧洲会摧毁英国的福利制度，还因为英国人无法想象他们的国家与其他欧洲强国平起平坐。英国已经赢得了战争；其他国家要么自己是纳粹，要么被纳粹占领。

即使在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这样的领导人意识到英国必须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与美国并肩作战的诱惑，特别是在遥远的战争中，也比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更强烈。当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时，其他欧洲人会很乐意让它发挥主导作用，塑造欧洲大陆的未来。美国对“特殊关系”的执念远不如英国，却一直吹着英国的耳旁风。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将拒绝抓住机会描述为英国“战后最大的错误”。

回到现在，孤立主义正风靡美国，英国日益与欧洲隔绝。他们最辉煌的时刻最终成了未来灾难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