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冬涛:中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战略对抗升级

【熊猫时报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美博弈的历程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很类似,双方在“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传统战略上,都正经历战略目标由模糊到清晰,战术手段由被动到主动,战略态势由竞争到对抗的过程。

囿于落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南中国海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价值,曾长期得不到开发和利用,这和台湾的资金与人才曾长期贡献于大陆的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何南中国海问题对于中国,一直不如台湾问题更重要。

但和台湾问题类似,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战略下,北京同样不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和处理台湾问题类似,长期用低调的“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十二字方针处理。“主权属我”是中国清晰的底线,但后面的三条方针需要其他声索国的配合才能实施,所以当对方不配合,甚至主动引起争议时,中国应当如何应对,就变得非常模糊。

尤其是当争议不断时,主权是否真属中国,在国际上也渐渐变成疑问。所以,因为无法主导南中国海局势,这四条方针互相之间存在矛盾。例如,如果中国的维护主权行为引起其他声索国的争议,并因此阻碍了共同开发,中国是否就应该停止维权行为,以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事实上,和其他声索国“共同开发”的目标,长期以来并未实现。

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模糊立场,还包括一直未明确标明“九段线”(U型线)的经纬度,也未明确说明九段线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海疆(国境)线,那么九段线内的所有海域和岛礁都属于中国领土。但这又和北京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主张似乎不符,因为北京只主张对九段线内的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九段线内所有海域拥有历史性权利。

国际上对历史性权利的含义众说纷纭,增加了中国主张的模糊性。曾有北京官员说明,不明确九段线位置是为了避免激化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矛盾,这表明九段线的模糊性确实是北京有意为之。

中共十八大之后,随着建设“海洋强国”纳入中国发展战略、外交上强调“有所作为”、军事上推动“远海防卫”以保卫“海洋权益与战略通道安全”,南中国海问题在中国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上升,针对南中国海的战略目标逐渐清晰。为此战术方面更加主动出击:在自己控制的一些岛礁填海造陆,建设各种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整合海洋维权机构,加强南中国海维权能力;在外交上推动分别针对其他声索国和亚细安的“双轨模式”来解决争议、维护南中国海稳定;不惜冒着与美国军机军舰擦枪走火的危险近距离干扰、驱赶对方的“自由航行”等等。

从北京的观点看,以前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低调政策,不但没有达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目的,反而让其他声索国有机可乘,大肆侵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甚至率先填海造岛,建设军用设施。

尤其是自从奥巴马政府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鼓动和联合其他声索国损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逐渐成为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最大压力。所以,中国被迫出击,试图改变长期的被动局面。

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制衡战略

因为美国并非南中国海声索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曾长期奉行“不选边”政策,只是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和平手段,包括通过国际仲裁等法律手段,来解决各种争议。随着中国和亚洲在过去30年快速崛起,亚太地区逐渐成为美国新的战略重点。中国虽然在全球范围尚无法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但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中国成为区域霸主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

大约10年前,奥巴马政府开始“重返亚洲”,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实质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维持美国在亚太的霸主地位。美国通过与其他声索国建立更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试图一起在南中国海制衡中国。

不过奥巴马政府针对对中国的南中国海制衡战略中,目标并不十分明确,手段上更强调国际仲裁和国际法的作用,虽然宣布美国海军部署将向亚太倾斜,但实际上制衡战略中的军事成分较少,属于以外交和舆论手段为主的低烈度制衡。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未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成功制衡中国,因为前面所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建岛、维权等措施,都始于奥巴马时期,而且都进展顺利。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未能成功制衡中国,这一点连奥巴马政府的前官员都不得不承认。

特朗普上台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略对抗,南中国海成为中美对抗的主要战场之一。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目标更明确,就是要保证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权利,以及海空军在西太平洋的支配性地位。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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