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旅西华人呼吸科医生纪子宸。（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熊猫时报讯】目前，西班牙疫情反弹明显。作为全国重灾区，马德里自治区的疫情已经失控，新冠住院患者的病床占用率达25.96%，ICU病床占用率高达41.18%。在首都等多个城市面临封城危机之际，《欧洲时报》记者采访了马德里公立医院呼吸科医生纪子宸。他讲述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当地医院的抗疫进展，并介绍了第二波疫情中的医疗现状。
身处西班牙抗疫最前线
纪子宸介绍：“由于值夜班关系，我恰好是医院最早接触新冠患者的呼吸科医生之一，3月初看了不少新冠患者，跟同事之间互相交流经验，相互支持。3月下旬，西班牙启动全国警戒状态后，我被调到非新冠区，负责在两周内把所有非新冠住院患者尽量移出呼吸科，能出院的尽早出院，因为当时新冠病人激增，病房床位实在是太紧张了。”
他说：“没过多久，医院重症监护病房超负荷。疫情前，我们有18张ICU床位，在急需的时候可以扩展到23张。但在第一波新冠疫情高峰期间，ICU床位扩充到了120张。当时，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增加ICU床位，包括把其他科的重症病房用来救治新冠患者，在手术室（因为有呼吸机）里搭建了临时病房，把图书馆改建成临时病房……但是即使这样，新冠重症床位还是不够用。我们只能将部分重症患者安排在普通病房里，在里面安设呼吸支持设备，而我当时负责的正是整个医院除了重症监护病房外所有病房的呼吸支持设备使用指导。所有使用这些呼吸机的病人都在我的管理范围之内。”
他解释称，新冠有一个特点，患者病情恶化特别快，上午还好好的病人，下午可能就入住ICU了。疫情刚暴发时，值班的人手还没增加到位，值夜班的医生刚看完一个病人，就要马上去看下一个病人，突发情况特别多，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第一波疫情高峰：防护和医疗物资匮乏
纪子宸表示，第一波疫情时，防护物资紧缺，有医生甚至是穿着垃圾袋看确诊的新冠病人。
他说：“那几个月，我有时候一个口罩会戴好几天，拿到口罩后会首先把名字和第一天使用日期写上，在拿到下一个口罩前，不会把它给扔了。”
对此他解释称：“虽然说如果问护士长要，或许也能拿到一两个口罩，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作为医生，我不应该消耗太多这种资源，应该把资源留给跟病人接触时长更多的护士。”
纪子宸还提到，今年1月他和朋友们在西班牙购买防护物资援助中国国内抗疫时，了解到了物资供应渠道。
到了3月，西班牙防护物资难求，当地医院开始接受捐赠。他们利用之前积累到的筹集物资经验，购买了防护物资拉去了西班牙当地医院。
当时旅西华侨华人群体也给西班牙医院捐赠了非常多的防护物资。
他感叹道：“这使我们在物资最匮乏的时期坚持下来了。”
除了防护物资外，医疗物资也相当紧缺。
纪子宸回忆道，他们当时在非常有限的条件内，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和改装物资。比如，他们当时对体育用品店捐赠的一批潜水面罩进行改装，使之成为供氧设备。就是在面罩里加上空气单向循环系统，让病人不会把呼出去的含二氧化碳的空气再吸进去，并在出气口加装过滤装置，让病人呼出的空气在释放到病房里之前进行过滤，从而保护医护人员。
如今，医院的防护物资和医疗设备都充足，但是医护人员连续多月来的“战斗”却似乎看不到头。
解禁后 私立门诊需求激增
纪子宸介绍称，西班牙6月解除警戒状态后，私立医院陆续恢复正常工作，其呼吸科门诊的需求量也随之激增。“有不少患者甚至是从别的城市过来，单独跑一趟，只为了看一个15分钟的呼吸科门诊。”
他解释称，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公立医院的呼吸科门诊主要是给已经得过新冠的病人进行随访门诊，预约等待时间很长。因此，许多有私立医疗保险的患者通常都会选择去私立医院，预约时间会快一些。但即使如此，等待时间也大概在一个月左右。他说：“也就是说现在预约，要约到下个月。”
就在那时，纪子宸加入了私立医院的“抗疫队伍”。上午在公立医院负责新冠住院患者的治疗工作和临床新冠药物科研项目，下午赶去私立医院呼吸科门诊部工作。自疫情暴发以来，纪子宸不但取消了圣周休假，而且西班牙恢复新常态后，本安排在8月的休假也因二次疫情暴发而取消。他说：“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坚持抗疫，不能松懈。
反弹明显 第二波疫情来袭
目前，西班牙迎来第二波新冠疫情，马德里疫情反弹明显。
据纪子宸介绍，6月底刚解禁的时候，医院基本恢复正常情况，新冠患者很少，一个月可能总共也就二三十个。但是如今，同时住院的新冠患者有300-400人左右。呼吸科的ICU床位也已经超负荷，正在征用消化科等其他科的ICU床位。
他说：“虽然没有像第一波疫情那样的突涨情况，当时同时住院的新冠患者人数约1000人，但是我们感觉，第二波疫情的持续时间会更长，需要实施更严厉的防疫措施才能控制住。”
他还说：“第一波疫情高峰期间，我们24小时值班的医生翻倍，从疫情暴发前的4、5人涨至14人。6月解禁后，值班医生数量本已恢复正常。但现在，我们又再次增加了值班医生的人数。”
医护人员心理承压巨大
疫情危机一波接一波，医护人员的身心都饱受煎熬，其中有的人甚至需要心理咨询。
纪子宸表示，老年新冠患者的死亡病例很多，而给患者开具死亡证明并通知家属，也是呼吸科医生的工作之一。他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去通知死者家属，打通后发现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而且是我的好朋友，逝者是他爷爷，当时已经病危多天。这对我的这位医生同事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情。”
他解释称：“电话通知死者家属时，我们是见不着面的。尤其是值班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病人家属之前和主治医生曾交流过的内容。一切通过电话进行，很有难度，对沟通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很大的考验。”
疫情中，虽然医护人员已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知道会有大量住院和死亡的情况出现。但身处其中时，还是会被层层冲击压得喘不过气。除了心理压力外，这几个月来很多非新冠患者的预约都取消了，这些在疫情过后都需要医护人员联系患者去补回来。而新冠这场仗拖得越久，相应的工作压力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