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特會再論「修昔底德」:看中國如何打破西方話語枷鎖

中美元首會晤牽動全球視線。5月14日上午會談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再提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並非一時興之所至,而是延續他早於2015年訪美時已提出的判斷:世界上本無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只是大國若反覆出現戰略誤判,便可能自己製造出陷阱。這番表述的重點,這句話不只是說給美國聽的,也是說給全世界聽的。它標誌着中國拒絕接受西方歷史學中關於「崛起國與守成國必有一戰」的宿命論,試圖用一種全新的「中國式敘事」來破解這一歷史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
自我實現的預言

「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源自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對古希臘歷史的提煉,其核心邏輯是:新興大國的崛起必然挑戰守成大國,導致結構性衝突甚至戰爭不可避免。這一理論的背後,深植於西方把大國崛起等同於殖民擴張、霸權爭奪的歷史慣性。然而,這是一種典型的西方零和博弈思維產物。常見的誤讀在於,人們簡單認為「崛起國必然挑戰霸權國,因此戰爭不可避免」。但我們回到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原文便會發現:「使戰爭不可避免的,是雅典的增長,以及由此引發的斯巴達的恐懼。」關鍵在於這個因果鏈:並非雅典主動謀求戰爭,而是斯巴達因恐懼雅典的增長而選擇先發制人。換言之,陷阱的觸發往往來自守成者的焦慮與誤判,而非新興者的必然侵略。

這恰恰是習近平主席所說的「自己給自己造成陷阱」的邏輯起點。如果我們繼續用「崛起」對「遏制」的框架理解中美關係,就會陷入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害怕戰爭,所以實施遏制;因為遏制,所以引發對抗;因為對抗,所以最終走向戰爭。這個惡性循環,才是真正的陷阱。

中國式現代化:
跨越西方話語陷阱

這一點,需要放在更大的話語背景下理解。西方長期把現代化等同西方化,把大國崛起等同霸權擴張,再以「修昔底德陷阱」、「霸權穩定論」等概念,將自身歷史經驗包裝成普遍規律。問題在於,這些理論並非放諸四海而皆準。它們本質上源於特定文明經驗、特定權力結構與特定地緣競爭條件,卻往往以普世之名,對其他發展道路作出價值裁判。中國式現代化的意義,正在於以現實成就打破這套單一路徑敘事:一個非西方大國可以在不走殖民擴張老路、不照搬西式制度模板的情況下,完成自身發展並保持對外和平取向。這種實踐打破了西方經濟學理論解讀中國的盲區,也證明了現代化道路沒有固定模式。

也因此,當西方一些輿論習慣以「中國崛起是否必然挑戰現有秩序」來設定問題時,中方更關心的其實是:現有國際秩序是否容得下多元現代化道路,容得下非西方國家在制度、發展與安全觀上的差異。若世界只能接受「像西方那樣成功」,那麼任何不按其劇本發展的國家,都會被視為異類,甚至被建構成威脅。這不是單純的認知偏差,而是一場圍繞國際話語權的深層競爭。21世紀真正的權力,不只在於軍事與經濟總量,更在於誰有能力定義何為現代化、何為秩序、何為安全,以及何為可接受的大國行為。

四個穩定:
破解話語體系枷鎖

習近平在此次與特朗普的會面中提出「四個穩定」,其深意遠不止於外交。這四個穩定——穩定的經貿關係、穩定的溝通渠道、穩定的戰略預期、穩定的國際秩序認知——本質上是在構建一套替代「修昔底德陷阱」話語體系的新框架。因為所謂陷阱之所以形成,往往始於三個層層加深的步驟:先把對方的發展視為威脅,再把本方的遏制合理化,最後把升級的對抗解釋成不可避免。若要打斷這條鏈條,關鍵不在空泛呼籲和平,而在建立穩定預期、維持高層溝通、管控敏感議題、保留合作空間。這也是為何「穩定」二字特別重要。穩定不是沒有競爭,而是令競爭不至失控;不是消滅分歧,而是避免分歧被話語武器化、制度化與戰略化。

凡是將中美之爭理解為「修昔底德陷阱」的,無論初衷如何,實際結果都將矮化中國的歷史地位,混淆視聽,削弱中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的能力。因為這個框架本身就預設了衝突的必然性,把中國的崛起定性為對現有秩序的「威脅」,而非對現有秩序的「豐富與完善」。習近平主席的「四個穩定」,正是在向世界表明:中國要的不是推翻秩序,而是共同建設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秩序。

21世紀的真正權力:
話語體系和定義世界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訪華展現出的務實轉向,顯然表明美國決策層未必執念於「一戰不可避免」的教條。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硬實力(完整的產業鏈、科技自主能力、超大市場)與制度韌性,讓美國不得不認清現實:全面脫鈎或軍事冒進不符合其根本利益。中美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矩陣,以及雙方建立的最高層直接對話渠道,成為了防止誤判的安全閥。

未來五年,將是中美格局走向的關鍵時刻。在21世紀,真正的權力,不在於誰的軍隊更強大,誰的經濟更龐大,而在於誰有能力定義世界,誰有能力為人類的共同未來提供新的敘事。我們需要創造新的語言,來描述21世紀的世界。中國正以自身的實踐,打破西方話語壟斷,構建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理論體系,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遞中國理念。中國的復興如果能夠和平渡過「修昔底德陷阱」的陰影,將不僅是中國之福,更是世界之福,是人類之福——它將開創一個大國和平過渡的歷史新創舉,證明崛起與衝突之間,從來都不是唯一的必然。這是中國向世界描述的路徑,也是這個時代最值得珍視的歷史可能性。

作者:劉暢博士

「香港新方向」總召集人,香港人才創業者協會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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