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應關註全球貿易新常態

　　鞠建東、餘心玎: 全球貿易結構巨變，“美國核心”的舊結構已被中美德新結構取代，各國應關註四大核心問題。

　　【編者按】經濟迷茫時刻，各國亦抱團取暖，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正是金融危機後類似國際機制的產物。中國作為第十個輪值主席國，在杭州舉辦第十一次G20峰會。
G20能夠帶來什麽經濟新信息?什麽才是全球經濟的真問題?FT中文網近期組織專題，以G20會議為契機，聚焦全球經濟，編輯事宜，聯系[email protected]。

　　推進全球貿易增長是今年的G20峰會的重要議題之一，然而隨著2012年以來全球貿易增速明顯減緩，國際社會以及各界人士開始對全球貿易態勢的判斷進行爭論。近年貿易增速下滑，是周期性的短期變化，還是常態性、結構性的中長期演變?

　　回看歷史，從1980-2011年，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9%，同期全球貿易增長率為7.3%，是前者的2.5倍;2012年以後，連續4年貿易增長率跌到GDP增長率之下。回顧1980-2011年的全球貿易數據，30年間曾7次出現貿易增速低於GDP增速的情況。然而，除80年代初的連續3年低迷之外，其餘各次的持續時間均僅限於當年，且其後均伴有明顯的貿易回彈。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全球貿易出現了降幅達13.6%的負增長，其嚴重程度僅次於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由此可見，全球貿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首先是貿易核心國發生了變化。在2012年之前，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
2000年美國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達到15.48%，比第二大貿易國德國的7.96%和第三大貿易國日本的6.51%之和還要多;美國也一直是全球最多國家或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在2000年有47個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國。美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核心國地位顯而易見!但是，2013年美國的第一大貿易國的位置被中國所取代，2015年全球三大貿易國依次變為中國、美國、德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分別為11.9%、11.5%、7.2%，三國也各自成為24、21、21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
“美國核心”的全球貿易舊結構已經被中國、美國、德國三足鼎立的新結構所取代。

　　此外，結構的變化還表現在全球貿易正越來越體現為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亞洲價值鏈的區塊結構。下圖所描述的分別是前占全球貿易的80%以上的30大貿易國(地區)在1995年和2014年的貿易依存網絡。圖中，各國(地區)與其最大貿易夥伴以直線相連，粗體黑線則代表雙方互為最大貿易夥伴。

　　全球貿易依存網絡

　　從這一貿易網絡的演變中可發現，全球貿易正在更多地體現出區域貿易的特徵。在1995年，亞洲各國(地區)大部分以日本(JPN)為最大貿易夥伴，歐洲國家大多以德國(DEU)為最大貿易夥伴，北美、南美的幾大貿易國則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歐洲價值鏈已經顯現，而亞洲貿易大國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等都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亞洲價值鏈的態勢尚不明顯，所體現的更多是美國全球價值鏈在亞洲的分工。

　　筆者認為，全球貿易網絡的基本結構在這17年間發生了兩大顯著變化：首先，亞洲(尤其是東亞)地區的貿易“核心”已由日本轉變中國，且中國的核心地位更為明晰、穩固;其次，日本、韓國、印度、新加坡等亞洲主要貿易國，都轉而以中國為最大貿易夥伴。中國依然以美國為第一大貿易夥伴，但中國貿易對美國的依賴正逐步減弱，在全球貿易網絡中，亞洲價值鏈的態勢更加明顯。以美國、德國、中國為核心的北美、歐洲、亞洲價值鏈“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貿易增速的減緩實際上反映了這種結構的變化。美、德、日、英、法等國在1980-2011年的平均貨物貿易增長率分別為6.8%，6.6%，6.0%，5.5%，5.5%。而在同一時期，貿易出現高速增長的國家主要包括越南16.8%，中國15.9%，印度11.9%，泰國11.4%，韓國11.2%等。印度的高速增長主要源於發達國家服務業的垂直轉移，而越南、泰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高速增長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

　　綜合來看，從1995年到2012年之前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主要由亞洲國家、新興經濟體、資源國家推動，源於四個因素：第一，發展中國家的低成本勞動力進入世界生產和分工體系。第二，以集裝箱技術、交通運輸技術為代表的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貿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第三，貿易制度成本的下降。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貿易關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關稅從平均45%以上降到本世紀的15%以下，而WTO的成立，以及全球200多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建立更使得大量的區域內關稅降至為零。第四，全球生產垂直化分工所推動的中間品貿易的迅速增長。

　　在以上四個因素中，中國都是決定的力量，因而成為這一時期全球貿易快速增長的發動機。第一，中國數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入世界生產體系;第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交通運輸技術及基礎實施條件的突飛猛進迅速地降低中國的貿易技術成本;第三，中國進入WTO之後的貿易制度成本也大幅下降;第四，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的製造加工業向中國的大規模轉移推動了中國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四個因素推動了全球貿易從“美國核心”到“中、美、德三足鼎立”，從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到北美、歐洲、亞洲的區域價值鏈這兩大結構變化。與此同時，中國等新興國家、亞洲國家的貿易高速增長正向發達國家的相對平緩的貿易增長回歸。

　　有趣的是，中國現在的貿易增速趨緩，和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的貿易增速趨緩很相似。從1955年到1975年，日本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長，並達到70-75年的平均23%的驚人增長率。此後逐年向下，從80年代開始回歸到發達國家的6%左右的平均值。日本勞動力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停滯現象與70-75年這一貿易增長的拐點同步出現。正如學界主流觀點所認同的，日本“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大致位於1970年前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促使日本轉變增長模式，從低勞動要素價格推動的高增長階段，逐漸向依賴資本及技術的穩定增長階段過渡。

　　下圖描述了中日貿易的對比。1958年中國和日本的貨物貿易總量最為接近，兩國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分別為2.33
%和2.62%;之後日本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比重迅速增加，於1993年達到峰值7.85%，其後逐年下降並於2004年被中國反超。至2015年，日本的貨物貿易總量降至不到中國的三分之一。

　　中國及日本在全球貨物貿易中的占比，1950-2015

　　亞洲乃至全球的貿易增長並沒有受到日本在70年代的轉型拖累。中國的經濟改革迅速給世界市場提供了近乎於無限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中國也迅速接過日本的角色，推動全球貿易更加迅速地增長。

　　時至2011年，中國也來到了“劉易斯拐點”，貿易增長率也開始下降。但顯著不同的是，日本在經濟增長速度達到頂峰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貿總額，均與美國存在明顯的差距，所以未能改變“美國核心”的舊格局。與70年代中期的日本不同，中國在經歷了30餘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外貿總量已穩居世界首位，經濟總量亦達到全球第二。“美國核心”的舊格局已被打破，而東亞、北美及歐洲“三足鼎立”的新經貿格局已經開啟。

　　以2012年為分界，全球貿易正從“高速增長、美國核心、中國驅動”的舊常態向“增速趨緩、三足鼎立、區塊結構”的新常態演變。

　　推動全球貿易增長的四個因素也在2012年左右發生變化。第一，中國的低成本勞動力供應進入“劉易斯”拐點;第二，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在中國進入平穩期，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短缺在短時期內難以迅速改變;第三，主要國家的利益出現分化，在此背景下，推動全球進一步開放的各類貿易談判舉步不前、貿易保護主義回潮;第四，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正向北美價值鏈、歐洲價值鏈、亞洲價值鏈的區塊結構轉化，全球垂直分工的結構發生變化。

　　在新的常態下，我們仍舊能夠看到全球貿易高速增長的曙光，這也應該成為各國政府必須關註的四大核心問題：第一，分散在發展中國家的剩餘勞動力是否能順利地進入世界生產體系，成為世界生產體系中的有效勞動力;第二，由互聯網技術、智能生產技術等推動的這一波新技術進步是否能夠再一次大規模地降低全球貿易的技術成本;第三，主要貿易大國，尤其是美、中、德、日、印，能否適應全球生產結構從“美國核心”向區域結構化轉變，合作而不對抗，找到協調各自利益差別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抵制貿易保護主義，降低貿易制度成本，推動全球貿易進一步發展;第四，有別於70年代的日本，中國能否在亞洲價值鏈中發揮引領作用，推動亞洲國家沿亞洲價值鏈實現區域生產分工，而日本又是否能順應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與中國相伴而行，合作而不對抗，和中國一起實現東亞經濟的深度合作。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看法，鞠建東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餘心玎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