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辱华”背后 真相几许

　　【熊猫时报讯】许多年以后，当一个名叫杨舒平的中国女子(也有可能是华裔女子)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时，一定会想起2017年初夏那场围绕自己而产生、但又让自己始料未及的舆论风暴。

　　争议起源于杨舒平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毕业演讲。她以“在中国每次外出必须戴口罩”，而来到美国后“空气如此芬芳和新鲜，甚至有点奇妙的奢侈了”作开头，用“自由呼吸的美好”引出了这篇演讲的主旨——“言论自由的可贵”，最后点出“民主与自由是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的、至关重要的新鲜空气”。

　　空气与辱华

　　这篇演讲经微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传回国内，因为“中国空气差到出门必须戴口罩”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大量的批评。马里兰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一位前主席公开表示“以诋毁祖国的方式博眼球是坚决不能容忍的”，众多社交账号也以“辱华”、“卖国求荣”、“汉奸”等来形容杨舒平的演讲。

　　随着大陆官媒《环球时报》的跟进，“留学生辱华”的话题彻底引爆了舆论场。杨舒平的个人信息也被全面挖出，甚至深挖其父母的工作单位和收入，“力图把这件事情办成2017年中国网络反腐第一案”，以至于昆明市公安局主动回应称“涉事女留学生并非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子女”。

　　而杨舒平“云南昆明人”的身份进一步加剧了很多网友以及媒体对她“辱华”的判断，因为昆明素有“春城”的美誉，是整个中国大陆空气最好的城市之一，PM2.5一般保持在50以下。昆明党务政务信息公开平台官方微博也发声反驳：“这个锅我们不背”。

　　于是就有了诸如《北京青年报》这样的评论：“杨舒平的演讲全程围绕两个要点：中国空气肮脏不堪，而美国空气竟然好到令她无比惊讶;中国没有自由，只有在美国她才体会到什么是自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马里兰大学官方发表了支持杨舒平的言论，拥有众多读者的微信公众号“占豪”将此看作是“新一轮对华舆论战形式”。马里兰大学校长陆道逵(Wallace
D•Lohis)也被挖出与达赖喇嘛有交集，虽然这并不能说明杨舒平作为马里兰大学的毕业生，与一些网友口中的“颠覆国家”有何关系。

　　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更发文表示，“觉得他国‘空气都是甜的’人，有可能成为间谍”，因为“人性的弱点永远是情报机关发展‘线人’的要害”。有评论者注意到，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将民主自由派、异议人士、带路党乃至间谍这几种人士和身份建立逻辑联系。

　　一拥而上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杨舒平本人公开发表道歉声明，称自己“深爱祖国和家乡”。但网络上的舆论早已发展为人身攻击，不少网友称杨舒平在国内戴口罩是因为“长的太丑”，为了一张绿卡“什么都做的出来”，甚至认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她连狗都不如”。

　　当然，支持杨舒平的人同样为数众多，网络上以所谓的“知识阶层”为主的群体给反对者们扣上“小粉红”的帽子，有媒体人则将这顶帽子扩大为“社交媒体民族主义”。

　　一家大陆门户网站发表文章《留美学生批评中国空气质量，怎么就“辱华”了》，曾供职于“南方系”媒体的媒体人刘原也撰文表示，柏杨称中国文化是“酱缸”，鲁迅笔下的阿Q“是冲着中国人劣根性去的”，“岂不是更恶劣的辱华”。

　　而“小粉红”们则反过来呛声这帮人是“卖国求荣带路党”。

　　好在一片喧嚣之中依然有相对理性的声音存在。媒体人李方认为，杨舒平演讲的问题在于，“她从一个假前提推导出一个真命题”。真理和真相从哪来，“恐怕这是一件必须讲究的事情”。杨舒平的“演讲术”，“即便不质疑人品，也是逻辑方法出了问题”。

　　而“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面前，什么批评中国的正确姿势、辱华反华、讲出了真话、坚决力挺言论自由等等，都还是可以靠后考虑的事情”。

　　悲剧的原点

　　如果说这起热点事件有什么核心症结，恐怕仅此一点而已。客观的说，杨舒平将自己卷入风暴之中，实在有点自作自受的意味。她的这篇演讲属于典型的“中国式三好学生演讲”，只有“演”而没有“讲”，其带给观者的感受恰如媒体人和菜头所说，“无论是在中国的学校里声情并茂地讲演自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还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声情并茂地讲演自己是资本主义的受益人，头皮发麻是一样的发麻”。

　　杨舒平在演讲开头使用“I grew up in a city in China”(我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长大)，避开昆明不提而选择“a
city”(一个城市)，这种有意模糊事实、人为营造戏剧冲突的“话术”，难免不让人怀疑“就是为了取悦台下的观众”。

　　当然，一个人动机无法揣测，杨舒平是不是像一些批评者说的那样，以此“纳下融入西方社会的‘投名状’”，我们不得而知。但杨舒平的问题在于，“如果真的认同、珍视某种价值观，那么，无论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个人完全没有必要用浮夸的态度和虚假的言辞去为这种价值观做背书”。

　　从这个角度讲，尽管杨舒平在“拥抱人文教育、重视思辨能力、关注人道”的马里兰大学生活学习了四年，但她依然没有变成自己希望变成的那个人，当她面对代表毕业生发表演讲的荣誉时，依然采用的是中国大陆高考作文中，“经常会出现的学生父母‘大面积死伤惨重’”的套路，来向外界宣示自以为完成的价值重构。

　　这也正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的官方微博账号要把杨舒平的演讲视频链接放上去：“用杨同学恶心恶心喊民主喊自由的家伙”。如果她发自内心的认同自己的发言，而不是用演讲的开头毁掉了演讲后半部分想着重论述的价值，也不会引发舆论的嘲讽狂欢。

　　能杀人的舆论

　　当然，“空气芬芳”、“感受到了自由”是杨舒平本人自由表达的权力，而舆论对她“卑微到尘埃里的姿态”进行口诛笔伐同样是自由表达的权力。不过，在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对待杨舒平之流的边界在哪里。

　　中国素有“家丑一旦外扬，所有的家庭成员会被迫捆绑在一起，来面对外界复杂的态度”的伦理观，由家庭向外推至“家国”，杨舒平的确让很多中国人感觉国家荣誉受损。

　　但是不是一定要发展到“人肉私人信息”的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像对待“过街老鼠”一般让杨舒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出门必须戴口罩”，连杨的家人都要受到波及?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的“中超外援歧视黄种人事件”：河北华夏幸福足球俱乐部的阿根廷外援拉维奇在拍摄赛季宣传照时，摆出了一个双手食指横放眼角并将眼角提起的动作。

　　这是一个西方社会非常熟悉的歧视黄种人的标志性动作，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并不熟悉，所以没有掀起太大波澜，反而是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出口转内销”的科普。

　　拉维奇的动作意为“亚洲人都是小眼睛”，是西方社会中对于黄种人恶劣的人身嘲讽(图源：新浪微博截图)

　　可即便这样，仍然有包括体育媒体人在内的中国民众为拉维奇辩解，逻辑是“他在中国挣那么多钱何必要砸自己饭碗”。相比这种更为明显的辱华行为，杨舒平的遭遇似乎有点“冤得慌”。

　　更为重要的是，大量中国网民抓住了“辱华”这个安全又政治正确的点，做出的不是就事论事的批评，而是个人情绪的尽情宣泄。大陆学者熊培云曾在其作品中有这样的表述：“监督者”永远爱国，而且指责别人越多，自己就越爱国。“寻找替罪羊”因此成了“爱国”者只赚不赔的买卖。

　　显然，这些“爱国者”有多“爱国”，不在于自己做了多少有益于国家的事情，而在于他们认定多少人“有罪”，圈出了多少个“汉奸”。杨舒平矫揉造作的把中国归在空气质量的反面教材中，而那些攻击杨舒平的网友似乎忘了，中国除了有昆明，更有石家庄、唐山这些一年里超过四分之一的时间PM2.5指数爆表的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貌似义正言辞的论调：“你身上流淌着华夏的血液，花着人民币，读了十几年的中国文化知识，居然在外国的土地上，说美国比中国的政治、人权、生命都要更自由、更好?”“你在中国遭遇过种族歧视吗?知道哪国安全指数更高吗?没有发现跟你的家乡，你的祖国相比，美国也存在不自由的地方吗?”

　　这样的逻辑实在让人很难理解：其他国家存在不足的地方，就意味着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没有问题了?杨舒平在演讲中提到的“在美国，自由表达是一项神圣的权力”、“公民参与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任务”，不仅没有唤起这些网民的反躬自省，反而被一个无限放大的“辱华”淹没掉了。

　　当然，这种选择性的忽视与杨舒平糟糕的演讲开头有直接关系，但也有大陆媒体人不无悲观的表示，“她无论前面怎么说，后面都不会引起批判性思考”。

　　这种心态，非常像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变种：中国今天都这么强大了，你凭什么不认同。可事实上，看到美国的自由民主“走上歧路”，与承认中国的自由民主存在很大改善空间，二者并不矛盾。难怪会有评论者说，“那些喊着叫着让杨同学道歉的人，跟她也并无本质区别”。

　　又一桩生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攻击杨舒平的人群，有可能已经被消费了而不自知。有分析指出，最早将杨舒平的毕业演讲内容发出并作为话题炒作的，是微信公众号“北美留学生日报”。这个社交媒体在大陆新闻圈算是“小有名气”，其“光荣事迹”包括“在翻译国外新闻时动辄断章取义、扭曲原文，并佐以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制造‘10万+’”。

　　其实，关于北美留学生、民族情绪、国家立场的新闻是“屡见不鲜的旧闻”，每隔一段日子爆出的文本中，往往“强调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并通过细节暗示华人在西方世界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或者塑造一个‘叛国者’，供愤怒的人群宣泄”。

　　所以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以“北美留学生日报”为代表的众多社交账号，它们知道受众的喜好，“搜刮素材、断章取义、引导煽动，一次次撩拨受众群的敏感神经，达到推广自己影响力并获得潜在收益”，是一群“精致的投机者”。

　　这次社交媒体上掀起的对于杨舒平的诘难，应该说并非针对杨舒平个人，而是针对她身上“被承载的象征”，比如部分中国人眼中崇洋媚外的留学生。以此被裹挟着、鼓励着加入骂战的网民们，则“充斥着要溢出来的道德感和主人翁意识”，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却没有察觉到他们释放出的能量“足够将一个被象征性地摆在舆论场的个体毁灭，而让始作俑者安然无恙”。

　　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作为现代性之验证的大屠杀，具有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等特点。而在这样毁灭他者的行动中，由于每一个参与者都被囊括入一个规范体系中，犹如大机器的若干细小零件，所以人人都认为自己并没有作恶，只是在按照要求完成工作。

　　在信息时代，大屠杀不再普遍发生，但一次次针对个体的放大、消费和异化却时时发生，并“每每酿成群体对个人的施压乃至精神打击”。

　　所以，当“留学生辱华”的话题沉寂下去，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位道歉并公开发表爱国声明的女孩、一所被打上轻视中国烙印的美国大学、一堆积压在舆论场上的不堪入目的言辞，还有一个个收获影响力和话题度的投机者”。

　　揪出、撕裂、批斗、道歉、赦免。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恰恰是在“五•一六”五十一周年节点之后的几天。

　　这也正是本文开头要模仿《百年孤独》的原因：一切发生的，都那么魔幻现实主义。

（多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