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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是中国商人的一个缩影
评论员 蓝雨
历史上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政商典故大家耳熟能详。当今企业家却未必能从中得到启发，或者追求财富已经成为商人的“本能”，但为此付出代价。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敏感地带，这种地带，笔者称为“圈子”，一个“圈子”就是一个政商利益群体，好听就是企业家与政府互动，不好听就是“官商勾结”，在近年雷厉风行的打虎拍蝇风暴中，一众官商勾结的既得利益者纷纷曝光。事实上，中国企业家染指政治，跟西方大金主染指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有所不同，西方可能是名正言顺(虽然常被人指责，但法律上没有违法)，可在中国，这或是一条不归路。
很多商人把商业上的野心，用到政治上，结果悲剧收场。
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首富牟其中。
改革开放后，一批具有灵敏嗅觉的商人，在政治气候中首先看到商机，开始做起“先富起来”的那一阶层企业家。“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中国当时推行的经济准则，同时也令“野蛮生长”成为商界的主流。
当中以牟其中“商品换飞机”尤其令人震撼，也令很多“摸着石头过河”的企业家，找到一种急速成长模式—有关系就能点石成金。黄金时期的企业家具有不安分的特性和冒险精神，不愿按照既有的轨迹生活，不断冲破体制樊篱。
牟其中的冒险家性格成就了他当时中国内地的首富。在其南德公司大门上书牟其中语录：“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誉之者称其为：“企业家”、“天才”、“民间英雄”，其神作称之为“天才的狂想曲”。当时的中国需要牟其中式的商人形象，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国际政治带个中国内部的压力继续在经济层面上寻求破解。中国政府在历经了邓小平南巡之后，笃定了继续施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决心，而商人们的冒险心理亦被激发出来。在许多人眼中，牟其中才是1980年代以来能够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商界教父级”的人物。
后来的大富豪王功权、冯仑与潘石屹直接出自南德系，对牟其中“执弟子礼”。
2000年，牟其中因“商业犯罪”入狱，任志强、王石等中国地产界知名商人均已后辈身份前去探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父级”的前辈。中国向以“商人喻利”而崇政穷商，但牟其中等在1980年代的黄金时期展露头角的商人，无论其后的状态如何，存在确实影响了其后商人面对政治的态度和技巧。
承诺越来越多，兑现的寥寥无几，而南德试验的资金漏洞也越来越大，最终让牟其中身陷囹圄，从首富变成首骗。
牟其中在商业成功后，表现出超越商人边界的政治情结，而其处理商业问题的方法亦有着与政治混杂不清的逻辑关系和行为方式。
另一个例子就是曾经与中国足球关联度最大的企业是大连实德集团的董事长徐明。1999年以后，实德集团先后控制了若干上市公司，而徐明也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徐明作为商人，将自己的人生与政治人物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笔者看来，这种政商模式简直就是一场人生豪赌。
试图借助政治力量完成个人的企业目标甚至政治理想，这是与西方政治中的商人从政完全不同的思路，体现出中国商人的内心价值走向。但将政治融入商业，又或将商业渗入政治，都会带来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只要存在，商人就未必能善终。
最高领导人在2017年提醒官员们，“防止被利益集团围猎”。这也更加凸显了中国政商关系演已经进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政商关系的“红线时代”似乎真正来临了。
2017年最引人瞩目的商人，首数万达集团的王健林。王健林的轨迹，似乎能给未来的企业家一些启发。王健林也正在做“亡羊补牢”之事。
8月下旬有则新闻报道，中国甘肃省领导班子多位成员，集体会见了一名商人——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商讨投资事宜。这一平平无奇的新闻，其实发出浓烈的信息—中国的企业家，再不能唯利是图，不顾社会责任，更要处理好政商关系。
上世纪改革开放，大家一般只记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往往忘掉后面那一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这种只有“人人为我”，没有“我为人人”的价值观，直接导致中国商人获取巨额财富后，不是回馈社会，而是把财富转移出去，更无情的是把债务留给祖国，这是很多富豪无法善终的另一层原因。
王健林终于看到这一点。大规模变卖财产，清还银行债务之时，力图以回馈社会将功补过。这一点，一直是“春江鸭”的王健林似乎嗅到了危险的逼近。
在已落马的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任期里，甘肃省各项发展严重滞后。这次王健林携重金而来，料将成为该省经济发展的一针“强心剂”，并为当下中国所注力的脱贫攻坚搭建桥梁。由此似乎也能体现出王健林等商人们的政治嗅觉，以及其欲带头改变过去中国政商两界之间的关系状态，把“官商勾结”变为“官商互助”。
当然， 招商引资是衡量许多地区包括“一把手”在内的许多岗位官员本领的关键指标，
不排除一线官员有此想法，但王健林选择贫困地区，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可视为“响应”政治号召，参与扶贫事业，既可视为邓小平所言“先富带动后富”的一个应验，也可视为王健林向中央纳政治“投名状”，以图善终，网上热炒王健林一家早前出境被拒，确实不是真的，据笔者所知只是被有关部门约谈而已，并非限制出境。这一假新闻的炒作，却似乎在向其他人发出警号—商人远离政治。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政治与资本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以另一种形式的疏远态势，但双方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切断。如何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界线，是政治和市场共同发展所面对的难题。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没有得出合适和明确的答案，以致政商两界既有良性发展与合作，也没能规避掉许多混乱现象。
在这些年里，涌现出现了一大批杰出商人们的故事，如俞敏洪、柳传志、任正非、宗庆后等等。代表了中国商人的新型角色定位，以及新型政商关系。
不过，也有一些商人因为与官场之间的非正常的共生关系，享受到特权的照应而野蛮生长，却也在如今受到反腐的牵扯，成为制度改革制约的对象。除了上述提到的牟其中，徐明等，还有例如刘志军案中的丁羽心(原名丁书苗)、周永康案中的刘汉等等。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商人都热衷“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政治身份，以保障和拓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这一类商人的影响力显然也不容小觑。
笔者提醒这些商人，若与政治挂钩，小心晚节不保。
近期一些引起争议的商人的能量也能令外界感知，比如被称“私募一哥”的徐翔，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等等。
其中一些人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中国国内，也已拓展至国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已渗透至政治领域。安邦在海外市场“大手笔”收购国际著名资产引人侧目，郭文贵与阿联酋政权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打交道，亦令外界心下生疑，肖建华更是传闻为2015年股灾（被指“经济政变”）的幕后元凶之一。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商人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影响力确实呈现出显著提升的趋势。不过如果具体到不同的时期和行业，又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产业的不断转型和升级，会导致商界洗牌。十九大后政商关系的重构，将对对商界作出较多约束和规制，也会导致商界不同群体的不同走向。
在中国铺展“一带一路”规划之际，其国内资本成为开路先峰，而且也理应是参与主体。这一国家战略成功与否，既取决于政治层面的基础性和全面性布局，亦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众多商人们的作为和表现。
可以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有的企业积极响应政治号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也有的企业以响应“一带一路”之名，行转移国内资产之实。
近期中国国务院发文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的之举措，正是针对后一种现象。
在中国，商人是一个规模庞大，内部又有比较大的差异的群体。在其走出国门之后，有可能入乡随俗，跟随别国国情调整经营方式，也有可能会继续自己在中国国内时做生意的习惯，拖别国官员下水，造成恶劣影响。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天使抑或恶魔?问问肖建华，吴小晖等资本大腕，他们会给你答案。
因此，不论是对中国国内，还是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都有必要对商界和政商关系进行必要的规范。习近平曾提出的以“亲”“清”为关键的“新型政商关系”，相信已经为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政商关系，指明了方向。要懂政治，但要远离政治，是古今中国商人的一条金科玉律。一旦将“本能”凌驾在此道理之上，“野蛮生长”必然付出一生代价。至于王健林“亡羊补牢”是否成功，相比其他还在观望的富豪，无动于衷的富豪，抱着侥幸心理的富豪，笔者看王健林还是乐观的，吃瓜的观众别急着落井下石。因为中国也需要一个“改过自新”的范例，给后面的富豪一个指引，王健林曾贵为首富，做这个范例十分合适。
(2017.8.30猫眼社评 逢周一，周三，周五在《熊猫时报》见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