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起停止中國版搜尋引擎Google.cn運作的美國科網巨擘Google,最近傳出有重返中國內地市場的意願。有報道指,Google正在籌劃一個針對中國市場的搜尋引擎項目,代號「蜻蜓」(Dragonfly)。中方對此擺出歡迎的姿態,美國人則對Google這種「自我閹割」式的做法不滿。
暫且不理Google重返中國一事中有關言論自由的討論,就事件發生的時機來看,反映出在中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中國仍希望對以Google、Facebook為首的矽谷企業開放大門,要求他們遵守北京的規則。同樣,矽谷企業也希望能夠再一次進入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
「特供版Google」真有其事
據美國CNBC報道,上周一(10月15日)在洛杉磯舉行的《連線》雜誌25周年峰會上,Google行政總裁皮柴(Sundar Pichai)承認為中國定製「特供版Google」。報道指這一計劃目前歸屬於Google的「蜻蜓計劃」,最早於今年夏天由新聞網站The Intercept爆出。The Intercept當時披露該項計劃自2017年春季開始,並在該年底皮柴和中國政府高級官員會面後加速。
在峰會上,皮柴認為Google可以提供比中國現有服務更優秀的體驗,譬如在醫療資訊搜索領域。他更以癌症治療的搜尋內容作例子,明顯是在與醫療資訊搜索領域口碑極差的百度對比。皮柴還透露,Google幾年前已開始重新評估當年退出中國的決定,現在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好、很有創新力的市場。
Google在2010年撤出中國內地,一度在中美引起極大關注。當年3月,由於中國政府「非常明確地指出,自我審查是不可協商的法律要求」,Google與中國政府談判失敗。2010年3月23日凌晨,Google總部發表聲明宣布退出內地市場。其時,Google對長久以來要配合中國政府的審查相當不滿,一直消極執行中國政府的審查要求。同樣的困擾也出現在美國社交網站Facebook和Twitter身上,法律、審查、技術、言論自由等複雜因素,導致迄今仍有幾家重要的美國矽谷企業尚未在中國內地全面鋪展業務。
中美輿論態度截然不同
Google希望重返中國內地的消息在中美輿論掀起了軒然大波。中國政府和中國網民對此都表示歡迎,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更在Twitter、Facebook等平台發文表示歡迎Google的回歸,前提是對方須遵守中國相關的法律。中國本土最大搜尋引擎百度行政總裁李彥宏則喊出「如果Google回來,非常有信心再贏一次」的口號。
美國卻是另一種氣氛,消息一出,就有14家國際人權組織向皮柴發聯署信,敦促Google不要向中國政府提供審查版引擎服務,認為Google此舉是在打壓和監控中國網民的言論自由。《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逾千名Google員工對公司秘密開發特供版搜尋引擎不滿,稱這項計劃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問題」,他們聯名寫信要求公司擴大透明度,以便讓員工了解他們所從事工作的道德後果。
此外,六名美國議員發表聯署信,要求Google解釋事件,並反對中國強迫美國公司「遮罩」或審查網上內容,以此作為進入市場的條件。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本月初在一場關於華府中國政策的講話中,表達了白宮對Google這一專案的憂慮:「Google應立即終止『蜻蜓』的開發,該項目將加強共產黨的審查,並損害中國消費者的隱私。」
希望進入中國的矽谷企業不止是Google,Facebook近年也一直表達出拓展中國內地市場的意願,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為了爭取進入中國市場四出奔走。2016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便曾在北京會見朱克伯格。
事實上,Google和Facebook等矽谷企業正積極從不同途徑敲開北京大門。2017年初,Facebook低調授權中國公司「有格互聯網科技」發布一款名為「彩色氣球」(Colorful Balloons)的圖片管理應用程式,該程式實際上是Facebook圖片管理應用程式「Moments」的中文版。同樣,Google去年12月宣布將在北京設立人工智能研發中心,並指微信遊戲小程式「猜畫小歌」、檔案管理工具「Files Go」及Google翻譯等應用程式得到中國當局許可,可在中國發布。北京和矽谷互相靠近,展現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矽谷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矽谷。
矽谷無法拒絕中國市場
矽谷需要中國的道理很簡單,對於矽谷而言,中國是一個大到無法放棄的市場。資料顯示,截至2017年底,內地網民達7.72億人,人均每周上網27小時,其中手機網民新增5,734萬人,達7.53億人。移動社交應用程式方面,近半用戶每日使用3次以上,80%用戶更每天使用1小時以上。網上支付方面,截至去年底,內地網上支付使用者達5.31億人,其中手機支付使用者規模增長迅速,達5.27億人。這些數字對於一眾矽谷科網巨企來說,是一個難以拒絕的「蛋糕」。
美國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Tesla)行政總裁馬斯克(Elon Musk),就成為了第一個「吃蛋糕」的矽谷大佬。今年7月10日,他與上海市政府簽署協定,將在上海臨港地區獨資建設集研發、製造、銷售等功能於一身的特斯拉超級工廠。工廠計劃在二至三年後建成,可生產50萬輛純電動汽車。此舉令馬斯克成為今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宣布「下一步要盡快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特別是汽車行業外資限制」後,首位踏進中國大門的矽谷企業家。此後兩天,馬斯克先後與上海市長應勇、北京市長陳吉寧和國家副主席王岐山會面。
另一方面,北京的領導者此時此刻也急需矽谷的幫助。這種幫助來自兩方面,首先是技術層面的。儘管中國已經產生了以「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龐大互聯網企業,但在技術革新和經營理念上,中國企業仍需向美國人學習,這是鄧小平之後,中國領導人一直有清醒認知的事情。王岐山就曾經說過,中國長達百年的衰落是因為「閉關鎖國」,國家的發展需要改革開放,因此北京一直希望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大門一旦打開就不會關上。今天北京讓美國企業繼續進入中國,也是踐行這種開放和全球化精神。
可成中美關係緩衝器
中國需要矽谷的更現實意義,則是在中美貿易戰之際,北京需要矽谷在他們與白宮之間扮演橋樑角色。中美貿易戰爆發後,西方輿論中有一個觀點極為盛行,就是曾經在中美之間扮演重要角色、對華態度溫和的美國華爾街金融高管,在白宮已經失去了話語權,因此北京很難與華盛頓實現行而有效的溝通。
華爾街一眾大佬曾因為希望繼續在中國做生意,以及與中國官員的私人友誼,成為白宮對華友好政策的積極推動者。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當中國降低貿易壁壘的努力面臨嚴峻的政治阻力時,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飛往紐約,與金融和商界領袖直接會晤。高盛(Goldman Sachs)和大型金融集團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的高管敦促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與中國達成協議。克林頓最終照做,中國也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
只是,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白宮內擠滿了對華強硬的鷹派,華爾街過去行之有效的關係、公式,突然就行不通了。華爾街的影響力漸漸衰弱,矽谷對白宮政策的影響力卻是此消彼長。在過去十年,美國最大的五家科技公司都帶着「遊說資金」來到華盛頓,花錢比華爾街還大方。據統計,2016年,Google、Facebook、微軟、蘋果和亞馬遜在華盛頓遊說事業上花費近4,900萬美元。
除了遊說開支,「軟實力」也成為矽谷擴大影響力的重要工具,這主要包括資助智庫、研究團體,以及在各大政治團體和民間團體遊說的交易機構。此外,如同「華爾街旋轉門」,矽谷和華盛頓之間也建立了一套運行靈活的「旋轉門」,讓矽谷的高級工作人員和高級政府職員源源不斷地交替上崗。據《彭博社》報道,Google在2016年僱用了183名曾在奧巴馬政府工作的人員;相應地,58名Google人員曾在華盛頓任職。根據維基解密披露的資料,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Tim Cook)和微軟創始人蓋茨(Bill Gates)都曾在民主黨前總統參選人希拉里的副總統人選名單上。
因此,如果北京需要重新在華盛頓找到盟友,為中美關係找到緩衝器,矽谷企業絕對是好的選擇。這班互聯網的「信徒們」沒有那麼多意識形態的包袱,往往比白宮政客更信賴全球化,共贏的意識也比特朗普身邊的鷹派們更為強烈,知道兩國民眾所求。至於這些矽谷企業進入中國所面臨的企業原則、言論自由、當地法律等的挑戰,或許不是一個能夠簡單解決的問題。不過,只要彼此願意談和妥協,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