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时报讯】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最近宣布，他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是“战略上的耐心和连贯性”，尤其是对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而言。
所谓的“莫里森主义”（Morrison Doctrine）旨在通过倡导一种非对抗性的方法来“以澳大利亚的利益来管理对华措施”，同时又对构成澳大利亚基本国家利益的内容提供清晰和一致的支持。
莫里森的外交政策路线一直是政治转型者，一直在寻求一条切入点，这是为了平息人们对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担忧。但是他的政府记录一直没有耐心或前后一致性。
莫里森声称贸易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尽管中国最近已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不稳定力量，但莫里森认为澳大利亚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是不对的。
澳大利亚的《 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以史无前例的战略不确定性为理由增加了国防开支，由于在海上远程导弹和进攻性网络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它们的目标也提高澳大利亚的进攻能力。难怪两代人都将此次战略转变描述为“澳大利亚国防政策中最鹰派的转变”。
莫里森对中国内政的批评一直是不一致的。
在自身的司法问题上，澳大利亚什么也没说。印度的权利和自由正受到系统性的破坏，而堪培拉方面宣称印度是一个与澳大利亚志趣相投、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
就莫里森主义的存在而言，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似乎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力更生的特权，而不是多边主义，或者是对民主价值的真正捍卫。这让人想起了莫里森在2019年的演讲中批评的“消极的全球主义，强制性地寻求从一个常常界定不清、无国界的国际社会强加到自身。”莫里森对多边主义的批评与他对程序、机构和共识建立的厌恶是一致的。
莫里森的立场受到美国政府中反对全球精英的右翼民粹主义派别以及推动对中国日益强硬路线的国防机构的支持，这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美国政府对全球机构和中国都越来越好战。 COVID-19大流行及其依赖中国供应链暴露的脆弱性加剧了这些趋势。
不过，莫里森的消极全球化主义使他与澳大利亚自己的外交政策体系背道而驰。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Marise Payne）在最近的讲话中证实，其部门最近的审计“确认多边组织”制定了对“澳大利亚的安全，利益，价值和繁荣”至关重要的规则。战略上的不一致性似乎是澳大利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新标志。
莫里森认为，战略上的耐心意味着澳大利亚不会通过对抗行为和针锋相对的对策来升级与中国的贸易和其他争端。与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志同道合”的印度太平洋国家加强结盟，目的是让担心担心与中国脱钩的紧张的经济学家和商业领袖以及莫里森本党成员放心。
但是澳大利亚最近的政策举措一直侧重于国防开支，而不是经济或外交多元化。 《国防战略更新》并不能解决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的核心问题，即贸易依赖性。要通过多样化来减少对贸易的依赖，就需要在外交能力上进行投资，并需要人员和企业参与进来。
外交和贸易部预算的不断削减表明，莫里森并不真的投资于外交多元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打算如何多样化澳大利亚的贸易格局，不仅是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直接贸易依赖，而且还有日本和韩国等其他伙伴。印度等潜在出口市场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又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加入日本提议的供应链弹性计划将取决于复杂的国家间协调和国内改革的程度。
中国的果断和坚定的行为正在加码。但是，堪培拉对北京没有采取战略上的耐心，而是导致了目光短浅的政策声明，加深了国内政治分歧。这包括拟议的《外交关系法案》，该法案授予堪培拉对其认为不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任何外国协议的否决权。
立法赋予外交部长的扩张权力，将为澳大利亚的外交决策注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对澳大利亚的全球互联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有可能对澳大利亚的大学产生重大影响，澳大利亚的大学拥有成千上万个促进创新和研究合作的外国协议，以及与外国政府具有文化和贸易协议的州和地方政府。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目前受到官僚主义和政党分化的影响，中美双方日益增加的压力，机会主义的总理以及缺乏令人信服的政策构想来应对贸易依赖中国的主要挑战。结果，莫里森政府正努力在没有总体战略的情况下管理日益困难的中澳关系。
来源: Nikkei
作者: Priya Chacko and Bec Stra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