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8年2月，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身处华盛顿试图避免贸易战。在会晤美国谈判代表前，他先会见了一群美国商界领袖——多数来自华尔街。
据知情人士称，在白宫附近的一家酒店里，中国副总理刘鹤对聚集而来的客人表示：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这些客人包括贝莱德(BlackRock Inc., BLK)首席执行官芬克(Larry Fink)、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当时的二把手苏德巍(David Solomon)，以及当时身为游说组织美国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主席的摩根大通公司(JPMorgan Chase & Co., JPM)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
在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中寻找盟友的过程中，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提供了一个好处。知情人士称，北京方面提出给予美国金融公司在中国扩大业务的新机会。
在此次聚会不久后，中方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中国的立场，其中包括开放金融业。美国其他多数行业都对中国的提议感到失望。特朗普政府拒绝了中国的提议，认为该提议太过狭窄，并让中方代表打包走人。
但中方没有空手而归。这场聚会帮助华尔街成为达成协议的最大支持者之一。中美最终在1月份签署了贸易协议，在该协议中，中国一个突出的让步就是开放金融业。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家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占有特别的地位，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大佬所在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表现可证明这一点。特朗普政府试图让美中两个经济体在部分领域“脱钩”，而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很难逆转这一方向，可能会予以接受。而更广泛的美国商界也对与中国的交往感到失望。
然而华尔街在这方面可谓全力以赴。美中1月贸易协议签署之后，摩根大通(JPMorgan)获批完全控股一家期货公司，之前其仅持有该期货公司的少数股权。高盛(Goldman Sachs)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获得其中国合资证券公司的控股权。与此同时，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在中国获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
8月份贝莱德成为首家初步获批可在华开设全资公募基金业务的外资企业，这张潜在门票有望撬开一个以散户为主、蕴含巨大潜力的庞大市场。
–漫漫长路
尽管动作频频，但持怀疑态度的人质疑，除了在中国市场立足以外，北京方面是否会让华尔街有更多收获。
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驻北京的律师Lester Ross为美国企业在中国运营提供咨询服务，他说，即使中国允许更多的外国公司进入，但也无意让外国竞争者占据主导地位。
鉴于进入时间较晚，而且现在机会有限，外国金融公司乐于获得任何他们能拿到的份额。就金融服务业而言，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而与此同时，外国金融公司自身的利润率正在其本土市场受到挤压。
外国金融公司的长期游说努力，包括在中国与西方的一些激烈争端中站在中国一边，都反映出它们迫切想打入中国这个市场。
今年7月，代表农业、医药和航空公司等行业的40多个美国行业团体共同签署了一封信，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来落实中美之间达成的贸易协议，该协议中还包括中国对美国飞机、农产品、石油等商品的采购承诺，但中国尚未完全兑现这些承诺。
据了解金融业的人士透露，与其他商业团体不同，华尔街对中国履行1月份所达成协议的情况感到满意。在上述信函的签署者中，没有代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团体。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金融服务公司大体对进展感到满意。
–华尔街伸出援手
在困难时期，中国曾多次向华尔街求助。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型银行应对坏账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请美国投资银行家帮助解决这个困境，其中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 保尔森当时是高盛的后起之秀。
朱镕基支持了这些美国投资银行家给出的方案——把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的部分股权卖给美国公司。他当时说，这四大银行的总资产或许都比不上花旗这一家美国银行的资产规模。
中国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朱镕基做出的让步之一是，北京方面同意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但美国的银行、经纪商和其他公司不得不面对在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上跑龙套的局面。研究机构Cerulli Associates的信息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外资机构在中国银行业中的占比仅为1%左右。
中美贸易战给华尔街带来一个新机遇。在整个贸易战过程中，中国时常依赖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 Inc., BX)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翁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保尔森和另一位前高盛高管桑顿(John Thornton)作为中国与特朗普政府之间谈判的中间人。
在2018年2月的会谈之后，中方曾向芬克和黑石征询有关如何重塑中国养老金体系的意见，因为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令中国未来面临很大的养老金缺口。
芬克并没有其他一些华尔街人士在中国拥有的根基，但他不断推广像黑石这样的公司可在中国发挥有益作用的理念。
2018年11月，在纽约君悦酒店(Grand Hyatt New York)接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颁发的一个奖项时，芬克表示两国的命运是彼此交织的。当高管们与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起享用菲力牛排时，芬克对中国帮助很多民众摆脱贫困表示了赞赏。
他传递的信息是：贝莱德尤其可以帮助中国家庭建立一个投资安全网。
2019年11月在北京时，他曾向中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和高管推介他的庞大资产管理公司。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告诉他们，贝莱德在中国应该是一家中国公司。
即使这是芬克的一贯说法，比如，他在出访各国时会对听众说，贝莱德在德国应该是一家德国公司，在墨西哥应该是一家墨西哥公司，诸如此类，但与来自华盛顿的敌意相比，他的这种言论在中国那里颇受欢迎。
上海基金咨询公司Z-Ben Advisors Ltd.董事总经理Peter Alexander称：“芬克拓展中国市场的雄心一目了然。”“中国人知道这一点。”
像许多其他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一样，贝莱德承受不起忽视中国市场的代价。在美国国内，市场已经饱和，而价格战正在侵蚀利润。随着贝莱德指数型基金将更多投资者的回报以及该公司的命运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基金已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的渠道。
芬克在3月份写给股东的信中表示：“我仍然坚定地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将是贝莱德最大的机会之一，对资产管理人员和投资者来说都是如此。”“尽管眼下我们看到全球体系存在不确定性和脱钩情况。”
贝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扩张符合美国政府的政策目标。”该声明说：“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开展本地业务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这些客户是为退休等长期目标存钱。”
今年68岁的芬克在2006年首次领略到中国的潜力，当时贝莱德收购了美林(Merrill Lynch)的资产管理业务，进而在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Bank Of China Ltd., 601988.SH, 3988.HK, 简称﹕中国银行)组建的一家合资公司中获得16.5%的股权。泽奔商务咨询的Alexander估计，这些股份的价值已经从400万美元增至约4亿美元，年回报率约38%。在之后的多年中，芬克曾对贝莱德未能提高该公司的持股比例感到不满。
2010年代初，在芬克的敦促下，贝莱德的内部工作小组将目标坚定地对准了中国市场。一位与该公司关系密切的人士表示：“当时的想法是，许多客户来贝莱德是因为他们希望投资全球的资产。我们需要也应该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贝莱德在中国领导层支持的一些有争议的举措中发挥了影响力。
当指数提供商MSCI明晟(MSCI Inc., MSCI)首次考虑将在中国内地交易的中国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时，由于缺乏对中国公司的了解以及中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机构投资者感到担忧。MSCI新兴市场指数是许多大型机构进行投资的基础。
中国大力游说推动A股纳入MSCI明晟指数。据参与讨论的人士称，贝莱德也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发挥了很大影响力。该公司开始持反对态度，但后来在中国放宽外国投资者交易中国股票的限制之后，该公司又转为支持方。
在MSCI明晟于2017年6月宣布其决定后不久，贝莱德之前提交的在中国设立一项针对特定投资者的私募基金业务申请获得批准。中国监管机构一名官员回忆说，贝莱德对MSCI明晟纳入A股决定的支持肯定起到了作用。
去年MSCI明晟调整全面生效时，中国在其主要新兴市场指数中的占比从纳入前的28%左右上升到33%左右。分析师估计，此举推动数百亿美元资金进入了中国股市。此后，中国股票权重进一步上升，达到40%左右。
芬克在今年写给其他CEO的一封信中，呼吁加强企业信息披露，将之作为“实现更可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式”。
即将离任的共和党参议员Martha McSally和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Kevin Cramer曾在6月的一封信中指出，芬克的做法是双重标准，敦促进行更详细的调查。
在芬克看来，他向美国和中国传递出的信息并没有矛盾。贝莱德表示，其目标是帮助改善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并提倡披露股东信息，贝莱德认为中国市场需要这样做来吸引全球资金。
芬克在9月25日向上海的一个论坛会发表了一次视频演讲，他在讲话中呼吁中国追求“更大的透明度并改进会计准则，从而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2017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Industrial &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Ltd., 1398.HK, 简称﹕工商银行)和油气巨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China Petroleum & Chemical Co., 0386.HK, 简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等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公司提出修改公司章程，要求公司董事会就重大决策征求公司党委的意见，当时贝莱德基金投了赞同票，其他许多美国资产管理公司也一样。
反对上述公司章程修改的批评人士称，这样的修改降低了股东影响力，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公司治理事务上的作用。
贝莱德说，党委已经在治理中发挥了作用。并称上述调整“让这一点更加明确和透明”，是对投资风险的更充分说明。
即使1月份的贸易协议给华尔街带来了一直想要的东西，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受到高度监管，北京方面仍然可以决定谁能进入。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是否会有所帮助是个未知数。拜登的高级顾问表示，他们希望在贸易谈判中弱化中国金融市场准入问题的重要性。已被提名为国家安全顾问的Jake Sullivan在今年早些时候与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比如，为什么要把向高盛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作为美国的谈判重点呢？”
民主党人士普遍持有这种观点，其中包括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他在担任财长期间曾推动了中国金融自由化。他最近发表了一份政策文章，建议拜登“一开始就要明确，不要把稀缺的政治资本或美国的政治资本花在拥有海外业务的美国金融公司的商业议程上，这些公司在海外的成功与在美国创造就业几乎没有关系”。
来源: WS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