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出手了”暴露中国现代化治理难题

中国聚焦

桂升猛

众多“出手”“管管”“出面”“严查”的留言,暴露出中国民众对现代化治理内涵的理解不足,对现代化治理的本质不甚清楚,对如何参与现代化治理、如何促进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方式与途径十分模糊。

从诸多网络民意中,或许能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正面临难题。

在中国,浏览相关网页可以发现,在涉及公共事件的网络民意中,经常能看到诸如此类的留言:“该出手了”“该管管了”“希望有关部门出面”“希望有关部门严查”等等。

众多“出手”“管管”“出面”“严查”的言论,体现出中国现代化治理中积极的一面,表明中国民众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关注力度、参与力度正在不断加大,反映出中国民众社会参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

若仔细分析,这些中国网络中习以为常的现象,也暴露出中国现代化治理道路中正在面临的难题,即如何有效激发民众在现代化治理中的主体意识,以及如何在激发民众治理主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实现民众身份由被管理者向治理主体的转换。

众多“出手”“管管”“出面”“严查”的留言,暴露出中国民众对现代化治理内涵的理解不足,对现代化治理的本质不甚清楚,对如何参与现代化治理、如何促进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方式与途径十分模糊。

要理解现代化治理的内涵,离不开对其起源及发展历程的回顾。于中国政府而言,现代化治理就是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国家治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程序化。但“治理”并非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名词,1989年,世界银行在分析非洲经济社会的一份报告中,就率先提出了“治理”一词。然而,“治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出现,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

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规模较小的工商业及贸易业,表现出自由稳定的市场秩序,以亚当·斯密为首的古典经济学家要求政府减少市场干预,充当“守夜人”角色。放任之下,市场迅速扩张。

19世纪末,市场过度扩张的缺陷开始暴露,充当“守夜人”的小政府难以应对新的需求和危机,开始向全能的大政府转变,加强对经济社会的管控成为其显著特征。至20世纪中期,政府过多的干预不仅使执政成本增加,也影响经济社会正常职能的发挥。因此,一种融合政府、市场、社会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开启了国家治理模式的再一次转型。

纵观治理的发展轨迹,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政府规制”,再到“放松规制”和“再调控”的过程。每一调整与变化,都是政府、市场与社会权力边界不断调整与平衡的过程。由此可以认为,治理的本质在于对权力进行有效规范,让权力运行过程更加合理,运行目的更加公平正义,满足公民合理的利益诉求。

改革开放中,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成为中国政府推进现代化治理的强大动力。虽然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后,现代化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提高,但中国的现代化治理仍存在诸多问题。例如,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基本民主治理制度尚不健全;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公民参与渠道不通畅,社会参与程度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社会自治程度低等。

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公民作为现代化治理的主体意识不强,难以实现身份的转换。

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必然离不开对现代化公民群体及社会组织的培育。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提高公民的现代化治理意识,让公民真正形成理性自觉和行为自觉,从而实现身份的转换,从一个被管理者、被统治者的角色转为自我管理者、社会治理参与者的角色。

中国民众要实现这一身份的转换并不容易。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要实现这一过程的转变都需要更多时间。从历史来看,几千年的封建集权历史,已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形成了“路径依赖”。长期由政府一统社会的历史,使中国大众习惯了,由一个统一的政府来管理社会中的大小事务。即使在基层社会,曾有着“皇权不下县,乡绅自治理”的传统,但其实质仍与现代化治理的内涵相去甚远。

从现实而言,目标差异或许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将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维护政治秩序作为主要目标,带来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留给社会和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社会治理空间有限;而这一矛盾,正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治理目标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激发民众社会治理意识、提高民众社会治理与政治参与能力,和政府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并不抵触;两者应是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

阐明问题并不意味着批判和抹黑,而应成为解决问题的动力。尽管中国现代化治理面临民众缺乏治理意识、难以实现身份转换的困境,但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而言,或许可以从网络“up主”(视频创作者)与粉丝的互动模式中汲取经验。中国各大视频网站中,存在大量制作视频的网络“up主”,他们把自己的视频作品发布到网站后,会积极引导观众和粉丝留言,为自己的视频提供意见。不管是视频的内容,还是制作的方式,都可以成为观众提供建议的对象。

在这种互动模式下,“up主”与观众、粉丝以平等的身份交流,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别。观众、粉丝出于对视频和“up主”的喜爱,会自发并真诚地发表意见。“up主”基于满足观众的需求和提升视频创作质量的需要,也会认真浏览建议。

“up主”在浏览众多建议后,会挑选有价值的建议对视频进行优化,同时积极回应粉丝的留言、建议或问答。通过这样的互动,观众与粉丝收获了期待的视频内容,满足了心理上的诉求;“up主”收获了人气、流量和报酬,达到双赢的目的。

虽然中国在政府网站中设置了居民意见栏,但总体效果不甚理想。一是民众对政府保持敬畏感,在提出意见时,无法真正坦诚相见;二是政府由于事务繁多,回复往往不够及时,互动缺乏即时性,难以形成气氛;三是认真对待民众意见的机构,多为中央政府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政府,这暴露出政府的人员构成对治理有着重要影响。诸多因素,使民众与政府之间无法形成有效互动,导致民众参与现代化治理的渠道受阻,从而难以实现身份的转换。

众多“出手”“管管”“出面”“严查”的言论,既包含中国民众积极参与现代化治理的一面,也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治理,正面临民众思维模式难以转变、身份不易转换的难题。因此,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任重道远,现代化的治理也绝不应只停留在网络民意中“该出手了”的地步。

作者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

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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