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心理坐標，究竟是處於西方，還是位於東亞？
6月在英國剛剛結束的G7首腦峰會上，媒體捕捉到這麼一個畫面：西方各國領袖和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合影後站在一起談笑風生，日本首相菅義偉卻站在後排，遠離人群，尷尬非常。有日媒分析：在疫情尚未受控制的情况下，菅義偉此行的目的是要通過參加國際首腦外交活動來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以營造今年夏天在東京舉辦奧運的既成事實。不像善於交際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埋首內政的菅義偉在國際外交場合本來就缺乏存在感。
倚靠美國認可的核廢水排放
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總是需要倚靠西方來為本國的政策尋求某種合理性。4月，當半官方的NHK播放新聞宣布日本將向太平洋排放核廢水，整個節目的話語鋪陳（narrative）是耐人尋味的。新聞播報重點強調，日本的做法得到了美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支持。同時，新聞還報道了來自中韓兩國的抗議，卻同時強調中韓核電站也有向大海排放核廢水，言外之意似乎是只有中韓在刁難日本，日方做法完全合情合理。
這一敘事構造，令筆者想起了2001至2006年小泉純一郎時代的靖國神社外交。當年，小泉年年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其對外狡辯的語術之一就是：只有中韓兩國在這問題上不斷說三道四，反而是美國政府理解他的做法。小泉恐怕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繼承人安倍在2013年參拜靖國神社後隨即招來奧巴馬政府的嚴厲批評。
政治民主化往往被認為是改善東亞國家關係的重要條件，但反觀日韓這兩個東亞民主國家近年來不斷惡化的歷史糾紛，似乎說明了「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 衝突才是更為深層的癥結所在。同樣，本次日本官方論調在核廢水問題突顯中韓的特異性，卻避談一般核電站向大海排放廢水的性質和日本是不同的：即日本福島核電站是發生過重大事故的核電站，其向大海排放的污水指標存在更多不確定性和潛在長遠危害。
徘徊於東西之間的日本抗疫
日本需要西方為其鞏固底氣。然而，離奇的是，在過去一年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要告別西方。在日本國內，媒體不斷有意識地向國內民眾自誇：日本與歐美相比是抗疫優等生。電視不斷播放西方各國封城下幾十萬人的感染人數，而日本在最高峰時也只有一天7000多人感染。然而，日本媒體似乎忽視了更為重要的事實：即就在身旁的中國，韓國乃至越南等不少亞洲國家的抗疫表現，遠遠比日本來得優秀。6月下旬，日本全國一天的感染人數依然在1500人上下徘徊，難以清零。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身分認同是尷尬的。2020年3月，日本財相麻生太郎在眾議院財政事務委員會上坦誠分享：他在2月參加G7財務大臣和中央銀行總裁會議上發現，歐洲對於新冠疫情毫不關心。意大利與會者還對他說：這是你們黃種人的病毒，和我們無關。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峰會上，日本是不折不扣的亞洲國家代表；但在亞洲，日本卻需要倚靠西方來肯定自己的優越性和在特定政策上的合理性。日本的處境猶如蝙蝠，既非鳥，也非獸。
隨着中西矛盾在後新冠時代日益加劇，日本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需要反思自身複雜的身分認同。在地理位置上位於亞洲的日本，需要告別通過某種「他者」來確定自身國際地位的思維方式，勇於回歸亞洲和跳出以「西方」為前提的理解框架，才能擺脫目前支離破碎的身分敘事。
作者：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