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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创始人之一、原联想集团总工程师、联想“中国芯”计划主导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图源：VCG)
【熊猫时报讯】1994年的中国，面对康柏、惠普、戴尔等国外计算机公司占据中国市场大量份额，英特尔占据中国计算机CPU市场80%份额的现实，一如今天一样，中国社会乃至政府也产生了对“中国芯”的期待。
就在杨元庆在北京发布联想E系列计算机的同一天，“中国芯”的坚定支持者，一向主张技术驱动的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来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三天里，倪光南与香港联想董事局副主席兼总经理吕谭平、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吴礼益、联想集团副总裁张祖祥和复旦大学、长江计算机公司达成合资建立“联海微电子设计中心”的意向，开发制造计算机专用芯片，即所谓的“上海计划”。时任中国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中科院院长周光召，也希望联想这家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参与到项目中来。
1994年4月，倪光南曾在联想总裁室会议上向柳传志等人报告过“上海计划”，当时的会议记录上有“柳传志等同志表示赞同”的记载。不久，柳传志“头脑冷静下来”，“他接连几个星期把这件事情思前想后，仔细计算芯片的投资，又估量市场销售的前景，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竟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当即给吕谭平、倪光南去信，委婉而坚决地提出了反对意见。“上海计划”此后又在联想内部经历了怎样的争论，外界不得而知，最终“上海计划”被联想否定，倪光南也因此与柳传志闹翻，离开了联想公司。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凌志军在《联想风云》中曾为柳传志的这一决定予以辩护，称“杨元庆发布‘E系列’和倪光南渴望‘中国芯’，都是在试图发起对于外国微机的阻击战。……假如振兴民族计算机产业真的可以被当做一场战争，那么杨元庆是在采用避其锋芒攻其不备的战术，这有点像毛泽东当年的游击战，而倪光南则是在敌人最强大的地方展开攻坚战”。但凌志军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杨元庆走向低端，而倪光南则是向高端前进”。
1995年，联想集团撤销了总工程师职位，作为新增长点的程控交换机、ASIC芯片等项目纷纷中止，大批技术骨干离开联想。1998年3月30日，《计算机世界》报发表了柳传志撰写的《贸工技三级跳》文章，从此，联想由技术驱动的“技工贸”路线转向销售驱动的“贸工技”路线。
联想之辩
此后，在“价格屠夫”战略下，联想在计算机领域高歌猛进。1998年，第100万台联想电脑诞生。1999年，联想成为亚太地区顶级电脑厂商，中国电子企业百强第一。2000年，联想进入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成为香港科技股龙头。2011年成为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生产商，2013年登顶全球最大个人电脑生产商宝座。
然而，与此同时，联想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持续走低。2006年至2015年财报显示，联想历年的研发支出中，仅2015财年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2006年至2015年10年里，联想累计投入研发成本44.05亿美元，而始终坚持“技工贸”战略的华为，仅2015年的研发投入就达人民币596亿元，约合93.5亿美元，占比当年营收的15%。
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联想集团2005至2006财年营收为132.8亿美元，到2016至2017财年增长到430亿美元，增长3倍多。而华为，2005年为453亿人民币，以当时的汇率计算仅为联想的八分之一左右，到2017年已增长到6,036.21亿人民币，接近1千亿美元，增长了13倍以上，为联想的两倍以上。早在1998年，联想的市值就超过800亿港币(1港币约合0.127美元)，时至今日仅剩下451亿港币，其间两次被踢出恒生指数成分股，最近一次是2018年5月4日。“技工贸”与“贸工技”两大战略路线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后，两家公司的差距如斯。
倪光南也曾撰文指出联想的问题所在：“联想现在的核心业务是PC业务，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PC的核心技术已集中于芯片和软件，PC业务已逐渐从高技术、高利润走向低技术、低利润。这时可能有两个走向：一是转向高技术、高利润方向，二是继续扩大规模方向，目前，IBM走的是前一个，联想走的是后一个。对于大规模、低利润行业来说，它显而易见的风险是难以抗拒市场的变化。”
公允地说，联想在拉低个人电脑价格，促进中国电脑普及上是功不可没的，一如华为之于中国通讯市场，联想的销售模式也有其独到之处，为众多企业效仿。没有联想、华为这样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崛起，中国的发展可能会滞后。当面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面临抉择时，联想选择了相对较为容易的“贸工技”路线，华为则坚定地走“技工贸”路线。中国国内也曾发生两条路线的争论，可以说联想与华为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选择趟了雷、探了路。
在两种模式高下已分的情况下，以联想今天的体量，进行战略转型，重走“技工贸”路线，技术驱动发展，并非没有成功的希望。今天的中国要崛起，根本在于实业，在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如联想、华为一样的制造业企业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