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中国政治走向规范透明北戴河没正式会议

       【熊猫时报讯】北戴河会议一直予人神秘形象，加上国内外近期出现不少矛盾、争议，外界普遍更加关注今年会议的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党导立宪制提出者柯华庆日前接受《多维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政治正走向规范和透明，没有所谓如外界想像中有正式的北戴河会议，而且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体制已经形成，这种体制将有更深远的影响。

　　问：又到了北戴河时间，在如今这个时代大背景下，你相信今夏有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吗?

　　柯华庆：我认为没有。因为如今与以前不太一样了，中国政治愈来愈走向规范和透明。1954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由毛泽东主政，选择北戴河开会，当时叫中央暑期办公制度。设想着中共领导人忙了一年，暑假期间可以到避暑圣地北戴河休息一下，北京距离北戴河近一点。大家都到一个地方休息，期间大家讨论一些问题也正常。因为中国太大、事情太多，让他们完全休息不关心也不太可能。所以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在北戴河开个会很正常。

　　1966年之后，北戴河的暑期办公制度也随着「文化大革命」而中断。80年代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已经很老了，我觉得暑假期间去北戴河疗养一下也很好，去那儿开些会也很正常，而现代好像已经不太必要。现在党代会基本上是对外的，当然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一样，还是有些私密性，但是至少那些场面都在电视上能看到，一般在开会的当天，全文通告就出来。虽然这几年根本没有一个以北戴河命名的会议出现在《新闻联播》或者中国官方媒体上，但是亦存在各种传言。其中有两个可能性，一种是有很多专家在北戴河疗养，这时候领导人顺便找专家们开个座谈会，听取专家意见，也没有特别的。另一种可能是现任领导人非正式地拜访在北戴河疗养的老同志。传说也不会空穴来风，这个会议不一定以非常正式会议的方式。在中共规矩中，中央领导人一般不允许串门，因为会被认定为搞小圈子。所以在老同志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中央现任领导人看望、拜访一下老同志，找老同志聊一聊，自然就会聊到当前政治问题。我认为这个也很有必要，毕竟一些老同志经验丰富，有句话叫「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要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问：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北戴河会议其实成了一些退休老同志表达意见看法的一个平台?

　　柯华庆：对!我觉得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当然，首先需要判断这个事有没有可能，其次才考虑这个事是好还是坏。我曾在《论立宪党导制》中设想，让这些退休了领导人进入政协，因为他们是政治延续稳定的一种机制，完全把老一代和刚退休的领导人的影响抹去，对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会议应该会有，但不是那种正式的会议形式，正式会议我相信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没有看到正式报道。另外，现在中共开的会很频繁，政治局开会一月至少一次，还要和其他团体，民主党派等各种会议，没有必要还在这儿搞一个会议。现在中国政治愈来愈走向规范和透明，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问：也就是说北戴河会议对中共政治格局发挥的作用，其实逐渐在减少?而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权力运作在逐渐走向透明?能否具体谈谈为何做出此判断。

　　柯华庆：中共在走向规范，愈来愈强调规矩。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特别强调依规治党，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现在政治规矩正在逐渐制度化了。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突飞猛进，党内法规第二个五年规划已经出台，将重点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国有企业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

　　问：谈到中国权力运作存在一种神秘性或者不透明性，你提到如今中共的政治愈来愈透明，但是为什么外界还有这么多猜测?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共是存在潜规则的，虽然公开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起到作用的，很可能就是北戴河这样的会议，不是明规则起作用，而是潜规则起作用，你如何看待这种看法?

　　柯华庆：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中国不是选举政治，是协商政治。我们不知道高层是如何去实践协商政治，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基层和身边的事情可以体会到协商。在平时基层工作中，做事情往往需要提前跟各方面协商，而这个过程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则。中国的很多事情决策是通过协商民主，虽然你会发现到最后投票的时候基本定了，但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只是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只看见了最后一步。所以也可以说这个过程是不透明的，是个神秘的东西。

　　问：有点类似西方议会外的游说过程?

　　柯华庆：事前的协商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后面的工作。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在中国很难行的通，因为比如在中国从两个人中选一个人当领导，其中通过投票一个选上了，没选你的那一部分人很可能依然不服你，不接受你的领导，后面的工作很难开展，中国人的规则意识还比较弱。

　　问：这其实就是在香港任教的学者王绍光讲的角色模式。

　　柯华庆：对，角色模式的问题。我认为制度需要看适用的人和环境，不同的人适合不同的制度，曾经提出「衣服合体论」。

　　问：正如你所言，中国习惯把互相之间沟通协调的工作放到前期和台面之下，把会议中大家举手表决放到台面之上，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个过程就是暗箱操作。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中国老百姓在更多接触西方政治模式之后，也会愈来愈认为中国的这套还是属于黑箱政治，所以才会有北戴河模式这样一个猜想。所以在面临现在愈来愈多不同模式的互相沟通的情况下，你认为大家的认识的统一过程是怎样的?

　　柯华庆：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工作。第一，将协商民主进一步的规则化、透明化。第二，有些可以通过直接投票解决的就通过投票解决。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做。透明化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公示，让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么大，可以说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代同堂」，各种层次的人都有，利益诉求多元，认知差别非常大，对同一个信息的解读也不同，很多人都很主观。所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不可能与西方不同的，如果中国采纳西方那样的选举，中国很可能会解体、分裂。我最近在读一本关于中国古代党争的书《中国历代党争史》，以前读过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深受启发。你会发现中国人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自我主义，圈子文化。另一个特点是主观主义太严重，现在网上各种争论，你会发现很多争论都不尊重基本的事实，主观性太强。自我主义和主观主义会导致政治上一盘散沙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形象的描述。

　　孙中山和邓小平都曾经说过中国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不行。在自我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搞党争民主制，中国只会是四分五裂，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制，我相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党导民主制，应该做的只是逐步实现立宪的和法治的党导民主制，也就是党导立宪制。中国没有必要一定要迎合西方。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已有的现实情况，去设计合理的制度。

　　柯华庆指出现在中国的体制走向了核心体制，有个绝对的最高领导人。(美联社/资料图片)

　　问：如果谈及协商政治，其实也涉及到具体的权力运作过程。有说法称，中共的权力此前集中在常委、政治局，后来转移到了如今的小组和委员会。而如今的小组和委员会，设立之初就是一个协调机构，但在逐渐的实权化。你怎么看点这种权力转化的过程?

　　柯华庆：现在中国的体制走向了核心体制，有个绝对的最高领导人。跟以前七常委制不同，现在是6个常委和1个核心。原来工作很乱，一个工作好几个部门管，既有党的部门也有政府部门，现在实际上整合了起来，一个老大发出各种不同的指示，是金字塔状的权力结构，可以说是核心体制。核心体制是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正反两面比较之后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分权就会出乱子，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争斗，就是因为国家主席拥有实权，进行了分权的结果。赵紫阳和胡耀邦两位总书记的悲剧，胡温时代的「九龙治水」不也是因为分权吗?

　　问：这种核心体制将来会成为中国的常态化的一个目标体制?

　　柯华庆：我认为会是常态化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就是这个思路。习近平之后仍然会存在，将会制度化。这次的修宪就是制度化的一个表现，很多人并未看到这一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核心，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总书记是党中央的核心，就这么一个体制。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要求这种核心体制走向制度化和法治化。

　　问：那么如果真的有北戴河会议的话，它在其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人们担心最高领导人为所欲为，北戴河会议能否成为制约最高权力的一个特殊制约机制?或者说是否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

　　柯华庆：很多人都有制衡的想法，学习过西方政治的人都认为需要有制衡。从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特性看，我们更担心的不是最高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分裂和混乱的问题。原来是皇帝是直接继位的，所以很多皇帝并不是能力很强，于是逐渐被母后外戚、宦官，或者是官僚宰相独权，但现在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在中共的体制下，最高领导人一般都是最底层一步步的上来的，能力绝对是超常的。

　　至于道德方面，加入共产党就有德性要求，而且党内持续教育，道德败坏的国家最高级别领导人极为罕见。中国政治现在正走向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制度建设中，党有党遵循的规则，国有国遵循的规则，是一种党规与国法并行的二元法治结构，需要时间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