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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蓝雨
本期社评标题有二个含义，一是「中国制造2025」王者归来，二是刘鹤首次提“国企中心论”不仅定下国家经济基调，同时打脸主张西化的经济50人论坛。二个含义之间，其实有一个共同主角，就是国有企业。经过今年第一阶段中美角力和彭斯的摊牌后，目前决策层改革方向略有新的变化，处理手法已经不同以往，显示决心更加坚定。
先分析第一个话题。为何说「中国制造2025」是王者归来呢?
3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一度让中国决策层误判，或仍没意识到严重性，认为只是过去的那种贸易纠纷而已，甚至为了避嫌，曾在6月下旬发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内媒不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的字眼，否则追责。
数据显示，官媒《新华社》今年1至5月已累计提到「中国制造2025」超过140次，但在6月5日以后几乎再没有提及相关字眼。更明显的是，5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与会发表演讲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亦只字未提「中国制造2025」的字眼。甚至有学者撰文，指邓小平当年提倡的「韬光养晦」策略仍未过时。
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国由低端产品的制造大国，升级为高科技的制造强国。而美国自己认为「中国制造2025」，会造成企业技术转移，威胁到美国的领先地位，因而拿「中国制造2025」开刀，要中国停止工业发展升级计划即「中国制造2025」。
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当时决定避谈「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为贸易战降温，可惜美国根本不领情，特朗普还视中国为懦夫，认为“贸易战很好打，一打就赢”，中国的忍辱负重反而加深了美国的误判，继而得寸进尺，继续加大征税额。归根到底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就差没直接用上敌人一词)，无论中国低调高调进行「中国制造2025」都无法改变美国人的想法。
其实，「中国制造2025」可以淡化，但绝不能软化。当经过半年的交手，特别是当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代表美国对华发出“战斗檄文”式的“冷战宣言”后，中国决策层终于明白，避嫌根本不是办法，不提「中国制造2025」只是鸵鸟心态，所谓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10月15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当中罕见提到「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该词得到解禁。文章表示美国难以阻挡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前进步伐;文中又引述多名国际知名学者、主流传媒等，表示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内容这里笔者暂且不提，但就人民日报重提「中国制造2025」本身，就很意味深长。笔者一直不明白当初为何不提「中国制造2025」的意义何在，因为那无法改变美国的立场，除非中国取消「中国制造2025」。所以，笔者认为彭斯的讲话令中国终于看清了美国意图，美国是玩真的了。中国的决策层终于明白，中美角力无可避免，也无法避免。美国朝野两党对华的一致态度，或令中美终须一战，只是这一战，究竟是用何种形式进行则有待观察。
「中国制造2025」构思的无比伟大，还在于美国本月以此为蓝本，提出「美国制造2022」，完全是逐项抄袭，明目张胆侵犯中国国家知识产权。
《人民日报》再提「中国制造2025」，笔者认为是王者归来!更重要是显示出决策层对中美博弈的最新态度，即是抛弃幻想，迎接挑战!
那么，「中国制造2025」要实现，本身就牵涉到当前企业改革问题。这是本文标题提到的第二个话题。
前不久国企与民企角色的争论很火热，中国右翼论坛~经济50人论坛更喊出“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 (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语)，“中国的宏观税赋已经高到可能会使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语)等陈词滥调，这些长期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补贴的所谓经济精英，关键时刻压根就没站在共和国的立场说话，反而与美国遥相呼应施压决策层。
刘鹤当时也曾赴论坛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已经显示出与右翼论坛分道扬镳的迹象（刘鹤是论坛创办人之一）。
就在美股大跌，中国A股上证指数一跃跌破2600点的前夕，面对几乎注定要到来的危机，中国政府再次启动国企改革，并首次将其提高到中国改革的中心地位。
10月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表示要“准确研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新变化，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 这不仅是“罕见”的政治表述，更是中国决策层对于未来经济形势的预判，以及根本应对策略。就像2018年5月15日，刘鹤针对“中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所做出的“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政治表态一样，中国的改革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可惜，目前就舆论看，刘鹤的“国企中心论”讲话并没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或被股市震的不知所措了）。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解析一番。
事实上，中美角力进入持久战时期，中国最大的筹码，也是最具中国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就是国有企业!也就说，「中国制造2025」要赢，主角一定是国有企业!
刘鹤提出的“国企中心”论，是第一次，笔者认为意义不同凡响。
经济危机从来就不是在某天早上才突然爆发的。无论是美国股市的泡沫累积，还是美联储加息，无论是中美贸易战的深刻影响，还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减速，作为中国政府其实早就预判到一场经济危机迟早都要来临。
从2018年初，中国政府就早早将“防风险”定为了今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基调。为此，甚至不惜主动采取“去杠杆”等刺破金融泡沫，制造小规模金融危机的方式，来迎接可能到来的更大的经济风险。
此次中央重提国企改革，并把国企改革推到中国改革的中心地位，并非是突发奇想，也是早有准备。中国历史说明，一旦整个世界经济再次面临经济的减速和债务崩塌时，市场资金是望风而逃，民营企业更是自顾不暇。那时候，中国经济的诸多主体，谁能逆境中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进行“逆周期”投资?惟有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决不会望风而逃，决不会自顾不暇，因为，中国就是自己的家！！
为何右翼自由派（无论经济抑或法学），还有美欧列强，那么讨厌中国体制，就因为共和国有国有企业这一定海神针！更因为跨国寡头斗不赢中国的国有企业。西方列强及中国的内奸欲除之而后快。
不论世界局势风云如何变化，只有政府手中的国有企业，以及如同“华为”这样的少数民营企业，才能够成为国家面对关键时刻的依仗的对象。就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那次，中国的国有企业当时为国家为民族担当了拯救经济的责任。在市场恐慌、消费萎靡、风险未知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国有资金被投入铁路、公路、机场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尽管这样不计后果的投资行为的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没有令中国的经济“崩溃”，更充当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这个灾星当时再干嘛？美国彭斯还说美国对中国“有恩”，真是厚颜无耻。
也许，人们在质疑为什么当时不把资金贷给民营企业，为什么不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挽救经济?对于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质疑，有一个十分现实问题，那就是当时的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做什么?整个资本市场又在哪里? 民营企业只顾得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如何要求他们大公无私？而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而言，仿佛除了纳税之外，也没有挽救整个国民经济的义务。国企不一样，天生就是大公无私的企业！天生就要为国家舍身忘己！
2008年那轮金融危机期间，中国A股上证指数从2007年末的接近5500点，一路跌倒了2008年底的不到1800点。面对危机，首先逃跑的就是资本市场上的各路资金（包括私人资金）。不要说广大散户，就连各大机构也没有干冒风险进行“逆周期”投资的勇气。
令人感觉民营企业靠不住的最新一个例子，就是2018年5月17日，一年净赚12亿的餐饮巨头“海底捞”在香港递交了上市申请，大家根据上市资料才发现，扎根中国，从中国四川起家的这家民企，老板张勇已经全家移民到新加坡，
除此之外，在港上市的“海底捞”也不是一家内地企业。由招银国际和高盛联合保荐的“海底捞”采取的是红筹模式，上市主体系于开曼群岛注册的有限公司——HADILAO INTERNATIONAL HOLDING LTD.，其经营体系由开曼公司、57家附属公司及合共368家分公司组成。
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民营企业可以随时变身海外企业，随时改变姓氏；中国赚到的钱，可以随时有理由汇出境，造成资金流失。迁册的“海底捞”只是民营企业之中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再看看跑路的贾跃庭，偷税漏税更涉及洗钱的民营娱乐公司等等，哪一个能指望？
因此，在中国富豪普遍缺乏民族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的现实下，顺境时各个抢食一杯羹，抢做政协人大代表，但逆境时他们何曾念及自己的政协人大身份？指望他们救国救难，无疑是很天真很傻。14亿人的国体，断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几个独角兽上。
当然，中央在成功利用国有企业和土地财政，挺住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量低效率的投资和不断攀升的债务风险则开始发酵。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大量“逆周期”投资几乎是血本无归。一方面，严重的产能过剩几乎拖垮中国企业。另一方面，不断累积的巨大债务成本，正在侵蚀中国经济的一切生机。无论政府给国有企业提供再多的贷款，也只能是徒增负债，而无法转变成利润。
截至2015年，中国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一度达接近80%，远远高出民营企业54%的水平，尤其是中国中央政府手中的国有企业，其负债率一度超过了92%。以此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多的在利用与政府银行的便利条件，将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投入资本市场的资金炒作。
因此，在抵御住2008年金融危机后，从2016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几乎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供给侧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开始真正进入了疗伤和恢复阶段。
无论是通过市场手段赎买，还是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收回，或是通过政府内部的人事机构调整，原先分散在民营企业、地方势力，以及内部各个“门阀”手里的矿产、石油、电力、钢铁等等核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定价权，都被集中到了政府的手中。
此后，通过煤炭、矿产、石油等等大宗商品的产能控制和价格抬升，中国国有企业迅速扭亏为盈，负债水平持续下降。与此同时，来自信贷方面的管束与支持，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始逐步退出对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炒作，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迅速增强。中国的国有企业，终于从中国经济的“无底洞”，再次成为了稳定中国经济的支柱和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
可以说，无论是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此后的“供给侧改革”，中国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对象始终没有离开国有企业这个中心。尤其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央高层似乎已经发现，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国企改革，而不是改掉国企。
然而，“供给侧改革”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显然占有了太多的经济资源。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对中国GDP的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但是，对于中国的微观经济、大众民生，以及整个下游产业链条的恢复，则显得贡献不足。同时，面对有可能再次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也需要尽早让国有企业释放出更多改革红利。而民营企业则在微观经济，及下游产业链上发挥自己的优势，起到补充协调的作用，也可与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但原有的国有资产与民营经济的合作渠道，由于缺乏规范，并且导致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流失，渠道似乎已经被堵死。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向资本市场的扩张行为，也正在遭到越来强烈的“国进民退”的指责。所以，目前急需新的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产业联动机制和经营模式建立起来。
因此，在“供给侧改革”告一段落之后，中国政府必须考虑重新启动国企改革，并且将国企改革提高到前所未有的中心地位。按照10月9日，刘鹤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国企改革重点将从“供给侧改革”重新回到“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且试图将政府官僚机构与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划分，对于国有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实施市场化改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央正在尝试一种全新的制度模式和社会理论。习近平已经开始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推入第二阶段，并试图跳出所有制“陷阱”。
所谓市场经济，在中央的话语中，仅仅是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形式，而已经脱离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于所有制的论述。按照中国的经济实践，无论是共产主义的教条，还是自由主义的原理，都不足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面对中国今后面临的挑战，建立起一套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集群和法律机制，似乎将是中央领导层最合理的选择。
最后需指出的是，刘鹤的讲话，还意味着与主张私有化的经济50人论坛做切割，那些“拿着美国钱财，替美国消灾”的专家学者，很难再为国家提供切合国情的解决方案，结局将是被边缘化，未来的经济50人论坛或沦为小圈子的联谊会，迟早偃旗息鼓。
(2018.10.17猫眼社评 国际华人电子日报《熊猫时报》社长兼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