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点击】距離二戰結束已有80年，但要如何理解和詮釋這場戰爭，並不存在全球通行的共識，甚至經常成為各國外交風波的導火線，背後潛藏當下國際政治話語權和意識形態之角力。面對美國和歐洲主流輿論側重於二戰時歐洲西線和太平洋戰場，歐洲東線戰場主力蘇聯的後繼者俄羅斯和東亞戰場主力中國，都嘗試以本國視角挑戰西方的某些偏見。本報專訪中俄學者，他們都認為西方對蘇聯和中國的二戰貢獻有一定貶抑，背後有地緣政治和大國角力的考慮，但中俄在一些棘手議題上有時確也未能直面處理，各國都有需要擺脫「局限於自己地理範圍內」的視角，然而這點知易行難。
俄強調偉大衛國戰爭 中主張「十四年抗戰」
在西方主導的二戰敘事上，常見強調美國和英國在戰勝納粹德國以至軍國主義日本的角色，更傾向聚焦於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至1945年（日本投降）之間的6年，許多歐洲西線（像諾曼底登陸等）和日美太平洋戰爭（像硫磺島戰役等）的戰役或大事，往往要比歐洲東線（像莫斯科保衛戰）和中國抗日（像淞滬會戰等）死傷更枕藉的事件更為全球所認識。
專研集體記憶的美國心理學者羅迪格（Henry Rodiger）2019年與團隊發表論文，透過問卷訪問來自10個二戰參戰國（包括戰敗的德國和日本）以大專院校學生為主的民眾，發現大部分國家都多數認為美國是令戰爭結束的主要力量，只有俄羅斯受訪者個別認同蘇聯對勝利貢獻最大。這點跟戰時以至戰後初期的觀感有很大變化，像美國總統小羅斯福戰時將美、英、蘇、中並列為「四警察」，反映重視蘇聯和中國的戰場角色，而戰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以此為基礎（添上戰時有戴高樂領導流亡政府的法國）。
這也是為何俄羅斯和中國近年都有嘗試挑戰帶有一定偏見的西方主導歷史視角，例如莫斯科盼其「偉大衛國戰爭」價值更受重視，北京則提倡「十四年抗戰」史觀，提醒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已展開「局部抗戰」，而非只有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的「全面抗戰」。
《被遺忘的盟友》作者：美有反思二戰論述
某程度上，西方並非全無反思。專研中國現代史的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2013年發表《被遺忘的盟友》一書，直指西方的二戰主流論述，長年「未曾賦予中國適當的地位」，中國即使政經地位較弱，而且在美國1941年參戰前孤軍作戰，仍然把日軍主力牽制於中國大陸，完成同盟國的一大戰略目標，其歷史地位應跟美、英、蘇並駕齊驅。
米德向本報表示，美國的二戰資料和敘事以往確較多強調歐洲（西線）和太平洋戰場，但是近年漸向其他受影響的地區——包括中國——投放更多注意力。
儘管如此，戰後日本對其二戰作為（尤其是侵華暴行和對韓殖民統治方面）的反思遠不及德國，且常由尋求淡化或否定戰爭加害責任的右翼保守人物主導政壇，令二戰論述往往成為中國（和韓國）跟日本的外交風波導火線——例子包括日本政客無視中韓反對，每年在8月15日「終戰日」（實為宣布投降日）或其他日子參拜合祭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中東歐「脫蘇入歐」 烏戰令俄更難「翻案」
對比起中國，俄羅斯想在西方輿論為蘇聯「翻案」並不容易，其一因素是冷戰結束後中東歐國家脫離莫斯科掌控並倒向西方，其反俄（蘇）情緒不再被歐美大國無視。研究中東歐和蘇聯歷史的美國學者史奈德（Timothy Snyder）2010年發表《血色大地：夾在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的東歐》一書，更令波蘭、烏克蘭等中東歐國家在二戰前後及其間經歷納粹德國和蘇聯壓迫的史觀，進一步走入西方主流論述。
這顯然令繼承蘇聯的俄羅斯大感不滿。俄國半官方智庫「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貝斯帕洛夫（Anton Bespalov）向本報表示，近年親西方的中東歐國家、尤其是波羅的海3國近年高舉二戰時被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兩種極權主義佔領」的敘事，取代蘇聯解體前「只曾被納粹佔領」、蘇聯是「收復沙俄時期失地」的傳統敘事，並促使歐盟立法機關歐洲議會2019年通過決議，認同二戰是「由納粹德國和蘇聯共同挑起」、批判兩國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劃分中東歐勢力範圍（按：德國按此入侵波蘭，為二戰歐洲戰場開端）和推動建構紀念極權受害者的歐洲共同文化。他坦言以上發展促使俄羅斯重新強調納粹主義的「邪惡性質」，以及蘇聯在戰勝納粹扮演關鍵角色。
俄、歐對二戰詮釋的對立，到2022年烏戰爆發後達至高潮。莫斯科堅持其對烏「特別軍事行動」的「反法西斯」性質，聲言要將烏克蘭「去納粹化」，重點宣揚部分烏國武裝（例如亞速營）的新納粹聯繫。惟烏克蘭以至一些西方論述質疑，當代俄羅斯才是帶法西斯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國家，史奈德還投書《紐約時報》指摘俄軍侵烏實際上是俄羅斯對烏「發動法西斯毁滅戰爭」。
學者：涉政治角力 中俄抗「西方修正主義」
「中、俄等非西方國家近年受到西方歷史修正主義的政治現實挑戰，方被迫從相反方向開始重新思考和理解二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張昕向本報表示，部分西方國家或政治力量「修正」二戰史觀的主要內涵，為直接明確否認或削弱蘇聯和中國在二戰以及抗擊法西斯主義鬥爭的角色，這種論述部分呼應冷戰後大多數西方國家推動的「民主 vs. 威權」二元對立政治和世界觀。
貝斯帕洛夫也質疑，西方近年跟俄中加劇二戰敘事角力有兩大主因，一是中東歐的前社會主義國家被吸納加入歐洲-大西洋體系，二是本世紀初「新冷戰」範式冒起，「有創造新意識形態框架之政治需要」——在他眼中，西方貶抑俄中二戰貢獻，背後目的包括有將當代歷史重塑為「民主戰勝專制」和為遏制俄、中重新崛起提供道德高地。
然而，張昕承認評價和紀念二戰的挑戰不僅來自「西方修正主義」，也跟中、俄有時未能直面處理棘手的歷史內容不無關係，例如兩國過往的歷史研究工作，也有意無意地遮蔽部分議題，例如是蘇聯在遠東戰場（包括在中國境內）的貢獻和對二戰遺產的討論，尤其是「雅爾塔體系」戰後秩序嚴格來說不符合戰後和當今中國的利益——當年中國未有以平等身分直接參與建構雅爾塔體系，相關的研究和論述因此缺位。貝斯帕洛夫亦承認，蘇聯政治宣傳傾向低估美國透過《租借條約》援助的作用，並淡化斯大林在國內肅清等政治錯誤對戰情的影響，類似的例子助長西方後來否定莫斯科的貢獻。
在紛爭以外，二戰敘事有無可能另覓出路？張昕認為各國應擺脫傳統上「只局限於自己地理範圍內」的視角——假如二戰是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戰爭，對其認識和紀念就不應只限歐洲國家，而應擴展至亞非拉地區。他預期二戰論述之爭未來勢將超越目前地理範圍，中長期將有更多國家和地區參與相關學術研究爭論甚至是政治鬥爭。惟貝斯帕洛夫較為悲觀，認為未來各國的二戰史觀只會日益強調己方聲音，只可期望部分國家組成某種「歷史記憶聯盟」，就詮釋二戰的基本立場取得共識。
（明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