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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對於薪資問題，CEO們很少公開辯護，如今英國新首相把它擺上桌面，各位企業高管再也無法不理不睬。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安德魯•希爾
直到不久前，對於薪資豐厚的英國CEO而言，一句頗有道理的箴言是“團結讓我們屹立，分開讓我們上升”。企業經常聯手反抗那些可能減少企業利潤的措施，就像一些行業協會最近所做的那樣——它們反抗了政府提高薪資最低人群的全國最低工資的計劃。然而，在自己的薪資的問題上，他們卻單獨行動，在公司層面解決每一個挑戰。
游說組織“高薪中心”(High Pay
Centre)對富時100指數(FTSE)成分股公司CEO的薪資進行的年度調查，突顯出這種手段的有效性。這項調查發布與CEO發出抗議最低工資的聯名信是在同一天，可謂殘酷的巧合。自2010年以來，英國大公司CEO的平均薪資上漲了三分之一，是2015年員工平均薪資的140倍以上。
英國首相特裡薩•梅(Theresa
May)戳穿了他們的把戲。就在她被任命為首相幾天前，她指出，有關CEO薪資的看法破壞了人們對於企業界“有特權的少數人”的信任，就此她可能終於把他們拖入了他們一直試圖不去理睬的辯論中。
高管們很少公開為自己的薪資辯護。一個例外是英國薪資最高的富時100成分股公司CEO蘇銘天爵士(Sir Martin
Sorrell，見上圖)。2012年，盡管接近這位WPP首席執行官的人士曾經試圖阻止他，但他還是為英國《金融時報》寫下了一篇挑釁性評論文章。他聲稱，他只不過是在像一位所有者(而非管理者)那樣行事。他寫道：“我本就認為，我應該像一位所有者那樣行事。”
企業採取更加聯合的行動維護(更別提限制)高管薪資的做法將是難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這將是不必要的。CEO所在公司必須公開的薪資數據讓首席執行官們得到保護。“薪酬”咨詢顧問們利用這種“市場”信息證明，企業領導人的約定薪資高出平均水平是合理的，獵頭則利用這種信息誘惑下任CEO的可能人選。
另外，不管高管薪資有多高，與公司的總薪資成本相比，數額也很小。反對高管高薪的力量很薄弱。英國投資機構的影響力已不如從前，即便假設他們會選擇花費時間積極分析薪資水平。非執行董事過於膽小。溫順的董事會成員們被拖入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很少打破現狀，更別提在業績不佳時收回過高的獎金了。
董事會對股東負有法律責任，他們可以倚賴這一點，不去挑戰高管的高薪酬。公司治理方面的專家蓋伊•朱布(Guy
Jubb)不久前指出，董事的責任太過寬松，為“付給董事高薪的做法”提供了“合法性”。反對黨工黨議員弗蘭克•菲爾德(Frank
Field)在《倫敦標準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上更直白地寫道：“過去30年出現的那種模式是個騙局。”
梅登場了。她的提議(每年就CEO薪資進行具備約束力的投票，安排員工代表進入董事會)存在缺陷，但方向是正確的;例如，從背景更多樣化的人中吸收董事會成員將加大向這個問題發起挑戰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她的乾預或許尚未改變法律，但它改變了環境。高管薪資的水平和條款現在理所應當地成為最高層面政治討論的話題。
梅的乾預讓CEO們極其舒適的地位與那些指望最低工資過活的員工們不牢靠的的狀態形成鮮明對比。她應該讓企業領導人意識到，他們已習慣於當作一個內部小問題來處理的問題，已成為一個全國性問題，這一次它需要集體回應。
譯者/梁艷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