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作為曾經的「中年就業避風港」，外賣業吸納大量製造業工人、負債的失業者。有人為自由和高薪而來，把平台當作逃離工廠的出口；有人在實體經濟下行中，將送外賣視為一段過渡。隨着行業飽和，他們不約而同思考去留，卻發現受限於年齡、技能和經濟環境，進退不由人。不少人以「過渡」名義餬口，卻在徬徨中留守。
有感「被困廠裏」轉投平台 35歲難回廠
騎手邱哥一直想回到工廠，「但35歲是一個坎，離開了就回不去了」，從前的圍城，如今關上了門。
送外賣前，邱哥在華為東莞工廠SMT（表面貼裝技術）車間從事手機主板生產，熟悉手機主板從印刷到回流的每道精密工序，但他自知「我們不是高精尖人才，只是普通車間工人」。
2019年華為遭美國制裁，手機產量斷崖下跌，生產線大面積裁撤。2021年，業務重心轉向汽車終端，邱哥也被調往車載單板車間。彼時國產智能汽車剛起步，訂單少、要求多，「被困在廠裏」的感覺愈發強烈。
「我看他們（靈活就業）自由，也想跟着自由。」大批工人抱着和邱哥類似的想法，從工廠走向平台。美團2025年發布的騎手年度職業報告顯示，騎手上一份工作中，製造業工人最多，佔近兩成，其後依次為餐飲業、快遞代駕等平台經濟行業，以及建築業。
逃離工廠，邱哥在平台經濟中兜兜轉轉。他先開網約車，那時燃油車仍是主流，每天加油兩三百元人民幣，扣除油費所剩無幾，不到一個月就另謀出路。也做過超市配送，開工第一天就接到「重磅」訂單：8桶4升的礦泉水，送往步梯7樓。邱哥中途停了三四趟才送達，手掌勒出紅印，卻沒拿到一分錢超重補貼。他幹了4天，累得連工資都沒要就放棄了。
鄉下成本低 但沒「自由」
農曆新年後，哥哥多次勸他回河源老家一起做電焊生意，他始終沒有答應。「鄉下生活成本低，但更賺不到錢。都沒什麼人了，生意做給誰？」在他看來，老家沒有城裏這種「自由」。但自由是什麼？「能掙到錢，那我今天就開心了，累一點，睡一覺就好了。」他沒再說下去。
「靈活就業」由過去的補充選項，逐漸成為主流就業形態。長期研究全球數字經濟的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傳播學副教授張琳指出，平台吸納大量勞動力，同時把收入波動和就業風險更多轉移到個人身上。相比工廠中看得見的管理制度，平台和算法帶來的控制更難察覺，「自由」也容易變成一種錯覺。
為還清百萬債務 把外賣當作出路
對另一些人而言，騎上那輛電動單車，無關自由，只為生計。老曾在深圳經營五金模具廠十多年，廠房隨着地租上漲一再往關外退守，從羅湖搬到布吉、龍崗、坪山，這條不斷外遷的軌迹，把他磨成了深圳「活地圖」。如今送外賣，他幾乎不用導航，多年打拼留下的城市記憶，勾勒出一張張腦海裏的訂單路線。
新冠疫情來臨，工廠歷經封控停工，下游客戶接連倒閉，上游供應商捲款而去。家人又把積蓄全款購置鄉下縣城房產，抽空了工廠最後的流動資金。工廠破產，老曾背着百萬債務，把跑外賣當作出路。
4年前，他以為送外賣只是還債的一段過渡。如今債務已還清大半，卻仍未離開平台。「沒得轉了，你轉哪裏去？」提起實體經濟，他只剩一句：「全是欠帳，沒有現錢。」年過五十，老曾對未來的憧憬已少有自己的影子，談起子女才滔滔不絕。
學者：如「打怪升級」 平台賦予虛假「自由」
平台和算法令束縛隱形，騎手被「自由」錯覺吸引，所謂的「過渡勞動」最終變成缺乏保障的「永久零工」。
內地學者孫萍歷時7年，在19個城市對外賣騎手展開田野調查後，在《過渡勞動》一書中指出，不少人抱着「先做一段時間」的想法加入平台，但按單計價的機制讓騎手猶如「打怪升級」，掙錢的快感將其「黏」在平台上。
「許多騎手被迫捲入加速的、自我消耗式的流動勞動中，卻發現找不到退出這種過渡機制的路口。如果不是非走不可，更多的人會以『過渡』的名義選擇留下。」孫萍指出，他們看似靈活地不停換平台、換站點、換工種，卻很難離開零工經濟，跨入更穩定、有保障的工作。
騎手江湖人來人往，過去和邱哥一起跑單的「兄弟」，有人回老家「沉澱學習」，也有人自己開起外賣專門店，「不過最近整治幽靈外賣，也不知道怎麼樣了」。更多人只是萍水相逢，一旦離開就失去聯繫。
至於自己的下一站在哪，邱哥沒有答案。「找機會咯，有機會肯定會去做的，總要有一個出口吧？」他自問自答，「總要有出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