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4日前后，伴随着中国渔业部门开始逐渐传达上级指示，外界也逐渐得知北京在2016年岁末达成的中韩渔业新协议。根据新方案，两国除确定2017年内双方各自许可1,598艘渔船进入彼此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以及57,750吨的捕捞限额外，同时对渔船活动加以监管。很显然，此举将有效改善黄海部分渔业争议水域的“三不管”局面。
的确，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中国与韩国的协议在数额上可能较之2016年有所削减。但是，这终究也是北京在相关水域一度陷于无政府局面后，展开相应行动的开始。很显然，中国并没有坐视中朝韩之间在黄海上的“无主之地”带来更为激化的矛盾。在应对这一问题上，中国似乎更已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作为大国的应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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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6年9月30日，韩国木浦海警码头，韩国海警对中国渔船起火事件进行调查。（图源：VCG）
被忽视的会议
对于关注中韩渔业纠纷的分析人士们来说，2017年是个关键的节点。伴随着中韩渔业联合委员会第十六届年会于12月29日在北京召开，并对2017年两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对方国入渔安排以及维护海上作业秩序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最新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并签署了会议纪要。由此决定中韩双方在黄海水域的渔业管理局面。
必须承认，这场对话很容易被外界忽视。对中韩两国来说，相关媒体也往往寥寥数语加以打发。但即便如此，会议文件仍然向外界披露了很多值得一提的细节。譬如中韩双方将各自许可对方国1,598艘渔船进入本国专属经济区管理水域作业，其捕捞配额定为57,750吨。
不过，鉴于部分作业渔船在该海域往往采用被禁止的“绝后网”等设备，韩国近海渔民已开始逐渐面临无鱼可打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让中韩双方的捕捞配额分配显得有些尴尬：当中国渔船在韩国近海完成份额时，开赴中国经济区的韩国渔船恐怕就只能空手而归。
其实，此次谈判的核心并不在份额等领域。在这场于北京召开的大会上，中国已经向韩方做出了自己将对黄海渔业纠纷展开整顿的承诺。大会文件也显示，中国海警舰船将常驻朝韩西部毗邻海域（即延坪岛等水域）西侧外围，韩方也将与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强合作强化渔业整治力量，并可在知会中方海警等部门后拆除中国船只配备的“绝后网”（即“帆张网”）等非法设施。很显然，当中国海警已经许诺开赴相关水域执法之后，这种承诺较之2014年后相关水域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就形成了鲜明对照。
中国尽管在2016年9月渔船撞击韩国海警一案后对韩方态度激烈，但是北京终究不希望黄海渔业问题呈现一片混乱，以至于中方最终落实了自己在黄海上的执法者身份。而北京允许韩方在知会后采取措施的行为，也对自2014年后经常遭遇“大军压境”局面的韩国同行一点慰藉。
争议地带的北京新角色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韩国海警曾经在2016年10月后因气急败坏表示要对“违规中国渔船开炮”，不过，韩方最终也仅在11月初以“朝天射击”的方式吓阻并拿捕越线中国渔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韩国仍希望中方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措施，而非让力量有限，且在朝韩交汇水域身份尴尬的自己采取行动并陷于困境。而伴随着中国海警出现在相应水域，类似的问题可能就将暂告一段落。
事实上，如果就2014年以来中国渔船在黄海上的行动来说，恐怕这已经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根据韩国海军数据显示，在渔汛期间前往汉江出海口尤其是朝韩间争议领土延坪岛等水域的中国渔船在近两年来正呈现爆炸性增长的趋势。
资料显示，2014年春季渔汛时，开赴该水域的中国渔船已有19,150艘次，其中多数具备远洋能力。到2015年同一阶段，就有29,640艘次中国渔船前往该海域拖网作业。到2016年，这一数字仍在更新。这种超负荷的捕捞令中国渔民及其相关渔业公司大获其利，却令韩国渔民遭遇惨重损失。
此外，中国渔船在特定季节于黄海上的异动也给本国在黄海上作业的其他普通渔船带来了危险。也就在2016年渔汛期间，伴随着以荣成等港口为基地的中国拖网渔船大举向半岛水域高速进发，这就给同在相应航道采取作业行动的本国渔船带来了危险。也就在韩国方面在2016年9月焦头烂额之际，也有多艘中国渔船在黄海中央遭遇撞击船难，而肇事者往往逃逸。如果中国能够对类似问题加以管制，则不仅能解决朝韩争议水域的渔业纠纷，甚至还能为本国水域带来安全保障。
毕竟，中国渔船问题与朝韩在黄海争议水域上的激烈对峙密不可分。尽管在中朝水域，相关问题就已经基本暂告一段落。但在中朝韩之间的渔业争议地带，北京就没有充分体现自己的角色。从这里看去，或许伴随着中国海警的出现，这一问题就将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加以解决，北京更有望在东北亚体现自己应有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