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是中国间谍？一本新书论述了这种可能

　　《美国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爱德华·斯诺登其人其事》(HOW AMERICA LOST ITS SECRETS Edward Snowden,
the Man and the Theft)

　　爱德华·杰伊·爱普斯坦(Edward Jay Epstein)著

　　插图版，350页。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Alfred A. Knopf)，27.95美元。

　　【熊猫时报讯】据纽约时报载文，泄密的人不是英雄就是叛徒，具体取决于秘密的内容和听到秘密的人的意图。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获取并公布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的大量内部数据。他的崇拜者四处活动，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最后一刻赦免他，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处决他恐怕更合适。以斯诺登泄密事件为基础的新闻报道获得了2014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2015年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另一方面，美国很多政府官员认为，应该将现居俄罗斯的斯诺登带回国，并对他泄露机密情报的行为进行起诉。

　　2014年，资深的间谍题材作家爱德华·杰伊·爱普斯坦在《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建议换一种方式看待斯诺登：把他当成间谍。爱普斯坦写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奥巴马总统内阁成员”告诉他，“斯诺登窃密一事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1)是俄罗斯的一次间谍行动;2)是中国的一次间谍行动;3)是中俄的一次联合行动。”

　　现在，爱普斯坦完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详细阐述他的理论。斯诺登为人所知的是他透露NSA非法监视美国公民，但爱普斯坦表示，斯诺登实际上带走了近100万份与此无关的文件。他并没有将这些文件交给记者。这些文件后来怎么样了?首先，一个地位相对较低、没有太大信息获取权的国家安全局非正式员工是如何获得那些资料的?他为何选择在香港向全世界介绍自己，又为何在离开香港后一直留在莫斯科?

　　在《美国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一书中，读者能看到一个连贯一致的假设的轮廓。也许斯诺登不是俄罗斯就是中国或是两国共同安插在NSA的。也许在NSA工作期间，他还和其他尚未被发现的、同样服务于外国势力的内奸合作过。也许在香港期间，他让中方顾问保护自己，在他从抵达香港到主动曝光的近两周时间里，对方对他进行了全面地盘问。也许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前37天里，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在那期间，他似乎藏身于机场安全区里的某个地方。也许他叛逃的回报是在俄罗斯过上隐蔽的受保护的生活，金·菲尔比(Kim
Philby)和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等著名间谍以前都过着这种生活。也许他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告密者的角色，只是一种有违常理(因为太公开了)的新幌子。

　　对于这些，爱普斯坦没有给出证明。《美国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是一块由猜测做成的非常松软的、颤动的金黄色蛋奶酥，书中满是匿名消息来源和假设性的语句，如“似乎可以认为”或“无需费力多想便可断定”。爱普斯坦50多年前出版的首部著作的主人公也是一名生活在莫斯科的神秘年轻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这次的这本书给人一种精选集的感觉，因为它触及爱普斯坦长期关注的多个方面：俄罗斯、电影和媒体、自由主义者的轻听轻信，尤其是打入内部、潜出、冒充和其他反间谍策略所构成的那个世界。书中贯穿着詹姆斯·杰西·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的精神。后者是冷战巅峰时期的中央情报局(CIA)局长，总认为有内奸。他显然是爱普斯坦的导师(在书中数次被提到)。

　　有时候，爱普斯坦似乎非常乐于探索斯诺登一事中的一波三折——他在莫斯科偶遇斯诺登的神秘律师阿纳托利·库切连纳(Anatoly
Kucherena)的经历特别难忘——以至他没有迫切地觉得需要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上文中引自《华尔街日报》的那句话，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本书中，但它后面紧跟着：“这些严厉的指控导致了大量的强烈感情，但启发却很少。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斯诺登与任何外国势力联手窃取文件，或他的行动不是出于自己的个人信念，不管那些信仰可能受到了多么严重的误导。”但之后，爱普斯坦并没有驳斥它们，而是用了更多的篇幅来思考那些严厉的指控，并在结尾时说，“斯诺登盗窃国家机密……无论有意与否，已经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一项向外国势力透露关键国家机密的任务。”

　　爱普斯坦的主要结论就是：即便美国公众部分上是斯诺登泄密的受益者，俄罗斯却是最大的受益者，他认为俄罗斯肯定掌握了斯诺登从NSA拿到的所有材料。无论做出怎样的告诫，或者他是否有牢靠的证据，爱普斯坦显然希望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斯诺登能留在俄罗斯，是因为用情报来交换俄罗斯对他的保护。他一再暗示，他有更多的理由来支持这个结论，只是不能把这些理由印在书上;有一个例子让人很感兴趣，在感谢他人阅读部分手稿后提供“见解、学识和批评意见”的致谢名单中，包括即将卸任的国防部阿什·卡特(Ash
Carter)。

　　这是对里根革命之后那些年的一个嘲讽：美国一股怀疑大政府的政治潜流导致了对支出和人员的限制，推动NSA依靠安全性较低的的私人市场，来执行其不断扩大的使命(雇佣斯诺登的承包商被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收购，在公司的压力下削减成本，而背景检查的成本又太高)。而这又与支持维系庞大国家安全机器的现代保守主义潜流相冲突。无论斯诺登的动机如何，他都找到了一种从那种矛盾中套利的办法。

　　在互联网时代，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斯诺登和维基解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冲击了我们对政府机密泄露事件的认识。如今传统的间谍看上去远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那些不善交际、精通技术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完成这类工作。在信息披露的生态中，媒体承担了更大的角色，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相比于单纯由自己发布信息，黑客更愿意在主流媒体中寻找合作伙伴。但这种新的安排让记者看起来更像一种渠道和背景，而不太像信息的原创者。记者本不该自己当黑客(看看五年前伦敦发生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丑闻)，但他们无法拒绝其他人非法获取的有料的信息，不管其目的有多么不堪(比如去年秋天大选期间，媒体对俄罗斯黑客获取的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私人邮件进行的密集报道。)

　　让新闻媒体去揭露政府原本就不该掩盖的秘密，是记者可以欣然接受的想法。但这一角色或许已经时日无多。信息量太大，流动太自由，在曝光这场游戏中的参与者也太多——政治活动人士、外国政府、骗子、自媒体人——记者难以担当信息披露的裁决者。如果社会上不再有一个值得信任的机构，也就是老牌媒体，来对过多的政府机密起到良性督察作用，那么关于哪些该是秘密、哪些不该是秘密的讨论，就会混乱许多。

　　长久以来，爱普斯坦一直反对让媒体成为揭秘事件中的关键角色，负责挖掘公众应该知道但没有被曝光的所有一切。早在1984年，他就曾在《评论》(Commentary)发表过一篇名为《是媒体曝光了水门事件吗?》(Did
the Press Uncover
Watergate?)的文章。(他的答案：不是。)这一次，他关心的似乎一半是斯诺登和报道他的记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一半是NSA出现重大安全漏洞的原因与后果。此事的实质被放在了第二位而非第一位上。在斯诺登事件中，决定哪些信息继续保密的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国会、白宫或NSA，而是斯诺登。